乔布斯与爱迪生

林谷芳：文化评论人，音乐家，台北书院山长，佛光大学艺术学研究所所长。

孙小宁：文化记者，现供职于《北京晚报》。

    孙小宁：乔布斯逝世，感觉全世界的知名人士都发表了悼念之词。奥巴马和乔布斯的传记作者还把他和爱迪生并列而论，您的看法呢？

    林谷芳：乔布斯的确是当代的传奇，他的消逝就是传奇的消失。在这一切被解构的时代里，浪漫已少，传奇更消失殆尽，而即便放在聚光灯的检验下，乔布斯却仍缔造了传奇。但话虽如此，把他直接定义成传统意义上的伟人，则是危险的。

    爱迪生的发明，直接影响到人类的基本需要，它比较像烹调从生食到熟食或食物生产的改变。而乔布斯带给人的，还更多是衍生性需要。

    孙小宁：如何来鉴别此间的差别呢？

    林谷芳：在早先的时代，科学发明作用的正负非常明显。尽管任何事在相对世界里都祸福相倚，长短互见，但在过去，这个长短、祸福很清楚。举个例子，汽车发明出来，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行动更迅速。但汽车浪费资源，造成污染，也是显而易见的。你在衡量你要不要汽车，以及人类怎样被汽车改变的时候，它很好衡量。现在可以说，人类已经基本不可能没有它，但还是希望它污染少一些，未来最好能完全用电力，尽量往好的方向走。在这一点上取舍很容易。

    但信息的发明，长跟短在哪里，虽然也可以讲出来，却很不好具体衡量。

    比如，像乔布斯这种，他改变了世界，但世界因他更好或更坏，却无从衡量起。你会发现，因为有他，很多人越来越依赖手机，因为可以从中取得诸多方便。但这里也伴随了许多垃圾，让我们更难发现真实。当然，它更伴随了另一种依赖，你看我们有多少时间，手拿着一个苹果手机玩来玩去，又没有跟谁联络。所搜的信息也许有一两句话对我们有用，或者触动我们，但我们搜索它，又花了多少时间，这触动能有多少真实深刻，也难讲。

    台湾作家隐地有一次在一个新书发布会上讲，他不晓得为什么这个瘦瘦的人喜欢玩的东西，搞得我们大家这么亦步亦趋？我们干嘛让这个人摆布我们一辈子？这说得有道理，他并不是在否定乔布斯，而是说，在这件事上，人的主体性为什么会这么低？一个出色人物的英年早逝，确实值得我们哀悼、叹惋，但那种毫无保留的歌颂，仍然显示出我们社会一个非常大的盲点。

    孙小宁：对大家为什么迷乔布斯，我开始很不解，后来渐渐有所解。乔布斯做产品就像做艺术品一样追求外观内里的完美，所以很多人谈到他们对乔布斯产品的喜欢时，感到就像是在收藏艺术品，苹果产品每种都想拥有。而且，乔布斯确实利用技术促进了电影业、音乐产业的推进。比如一个剪辑师就说，以前得用几位剪辑师好几架机器做一部电影，现在用乔布斯的软件程序，一个人就OK。

    林谷芳：乔布斯的产品，是改变了人类相当的行为方式。但是不是径称他为伟人，他所做的主要都属于正面的贡献，这还是另一层次的问题。把乔布斯当成生命公案来看，会更真实、更有意义，公案是面镜子，你怎样看就映现了你在怎样的生命层次。

    在此，我并不赞成把乔布斯与爱迪生相提并论。爱迪生就像我们前面谈的，他的科学贡献，长短非常容易看到。你晚上没灯，他就发明了电灯；你无法远程联络，他就发明了通讯。没有爱迪生，我们的生活就不方便，他的发明冲破了人类生活基本的限制。但乔布斯的发明，更多是刺激了衍生性的需要。没有乔布斯，我们的生活并没缺什么东西，行为受限也不多。

    孙小宁：我现在认为，乔布斯之所以成为这个时代最瞩目的符号，一是因为他创立的苹果帝国，另外还因为在他的行为理念之间，有许多矛盾的地方。比如他强调创新，但却要强烈地控制苹果在一个高度封闭的体系之内。因为他不相信，别人可以如他那样把产品做到极致。他禅修，但也吸迷幻药。在重回苹果之后，他开始宣称只拿企业象征性的一美元，表示他不为钱工作，不久他又要求董事会分他比他们预想还要多的股权。乔布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悖论的一部分。

    林谷芳：世上的英雄豪杰都有想两者得兼的心态，而他们的确也较常人更有两者得兼的能力，但问题是，这得兼的欲求，即唯我独尊，在生命就只会加深执着，而你的欲求扩展也会与别人的欲求扩展打架。（摘自《观照——一个知识分子的禅问》，林谷芳、孙小宁著，作家出版社6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