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宣怀与钓鱼屿

    本节所述，是有关一条流传甚广而又众说纷纭的史料，这便是光绪十九年（1893年）所谓慈禧太后将钓鱼列屿“赏给盛宣怀为产业”的诏谕（见图）。

    这件诏书始见于1972年出版的台湾《中外杂志》第十一卷第一期。笔者是从当年2月15日出版的《学粹杂志》第十四卷第二期上，读到沙见林氏所撰《慈禧太后诏谕与钓鱼岛主权》一文。诏书全文为：

    皇太后慈谕：太常寺正卿盛宣怀所进药丸，甚有效验。据奏：原料药材采自台湾海外钓鱼小岛——灵药产于海上，功效殊乎中土。知悉该卿世设药局，救济贫病，殊堪嘉许。即将钓鱼台、黄尾屿、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其深体皇太后及皇上仁德普被之至意。钦此。

    光绪十九年十月

    据介绍：

    此诏谕原件是棕红色布料，长约五十九公分（二十三点二英寸），宽约三十一公分（十二点二英寸），上方正中印有“慈禧皇太后之宝”玉玺，朱色，四方形，每边为十一公分（四点四英寸）；在“慈谕太常”四字上，盖有慈禧皇太后“御赏”腰章，朱色，椭圆形，高七点三公分（二点八英寸），中部宽四点八公分（一点八英寸）。

    1972年初夏，我因涉猎钓鱼列屿问题，回到南开母校求教于郑毅生（天挺）师。郑老仔细看了诏书复印件之后，当即提出了几点看法：

    一是材质不合一般上谕：在他所接触的清代上谕中，均为普通白折纸写就，向来没有用棕红色布料书写的。

    二是书写习惯不符：光绪时代，如系光绪帝根据皇太后旨意发布的诏谕，写作“朕钦奉圣母（或‘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如系由皇太后直接发布，当作“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

    三是“慈禧皇太后”大印，有异于清廷一般诏谕上所用玉玺，后者为满、汉文具列，即印框右行为汉字篆文，左行为满文。

    四是“御赏”腰章不用于“‘赏’赐”，而用于对书画等艺术品的“鉴‘赏’”。

    为了进一步弄清事实真相，笔者细绎了盛氏之子盛恩颐（泽臣）给其女盛毓真（徐逸）信中一段话：

    清太医院隶属于太常寺，杏荪（宣怀字）公以广仁堂之关系，蒙西太后恩赏太常寺正衔，太常寺正为太常寺之属官，其时杏荪公本职已为头品顶戴直隶海关道并津海关监督出使大臣，官阶远高于太常寺正矣！

    感到疑点颇多。按清代“太常寺之属官”，有“寺丞”而无“寺正”，倘说盛恩颐不谙清代职官而误释（如盛宣怀1892年补天津海关道，绝对够不上“本职已为头品顶戴”），则这一诏谕本身所写“太常寺正卿”就颇为蹊跷：因为太常寺的正职首长称“卿”而不称“正卿”——犹之乎今日部级正职称为“部长”而非“正部长”；诏谕中所谓“该卿”尤属荒唐。

    《清史稿·盛宣怀列传》对这一时段的经历写得含混不清：

    ［光绪十八年］沪上织布局厂定，宣怀筹设华盛总厂复任，弥汉冶铁厂亏耗。于是［张］之洞赏其才，与王文韶交荐之，遂擢四品京堂，督办铁路总公司。入觐，奏言筑路与练兵、理财、育才互为用，并请开银行，设达成馆。称旨，补太常寺少卿。与比订贷款草约。二十四年……

    这里所记提及，盛氏仅在光绪十八年至二十三年间，曾经“补太常寺少卿”。究竟是在哪一年？且看盛氏本人的记载。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为补太常寺少卿谢恩折》中云：

    本月十二日行抵天津，与直隶总督王文韶面商诸务。正拟附轮赴沪，恭阅邸抄：本月二十四日，奉朱笔：“宣盛宣怀补授太常寺少卿。钦此。”臣猥以庸愚渥蒙圣眷，方京曹之忝列，愧薄职之弗胜。

    十一月初一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

    对照《爵秩全览·太常寺衙门》得知，光绪十九年太常寺的主管官员为：

    经筵讲官礼部尚书管理太常寺事务宗室 昆 冈

    太常寺卿宗室 溥 善

    太常寺卿稽查右翼觉罗 李端遇

    太常寺少卿 常 明

    太常寺少卿 沈恩嘉

    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内阁题本中，仅在光绪二十二年十月之后的太常寺题本中，才出现盛宣怀其名，并且注明“未到任”三字，与上引盛氏自述完全吻合。新世纪伊始，第一历史档案馆丁进军、方裕谨先生已撰文辨明此谕旨为伪。

    近年从网页上得悉，当“慈禧手谕”最初面世的时候，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的夏东元教授，为撰写《盛宣怀传》，正在原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的帮助下，成年累月地“泡”在“盛档”里——顾、夏两位先生，可以说是对盛氏资料掌握最多的人，尤其是夏东元先生，为写《盛宣怀传》，把数百袋“盛档”全部翻阅过一遍，但并没有发现盛宣怀与钓鱼岛有关的任何资料。他们当即取得了一致的看法，认为此“手谕”是假的，主要依据是上面的日期和称呼与盛宣怀当时的头衔不符。

    所有这些史实表明：当光绪十九年时，盛宣怀既非“太常寺正”，亦非太常寺少卿，更不是所谓“太常寺正卿”——须知，其时太常寺卿、少卿定额为满、汉各一员，是绝对不能“超编”的。倘在这种褒奖臣工的诏谕内，竟然把对方的职务错写得如此不伦不类，也是旷古未有的奇闻。

    拙著1994年本问世后，承香港城市大学雷競璇先生赐寄高伯雨先生1974年初稿、1990年修改的《钓鱼台岛属盛宣怀？》一文，以洋洋洒洒的14页篇幅，从秦汉后无封土赐予臣僚谈起，到对诏书本身的诸多硬伤详细考辨其伪，并且举出了盛氏后人的佐证：

    从前有个朋友对我说，徐逸（即盛毓真）的哥哥在日本东京开设酒楼，他听说徐逸手上有这样的一件“诏书”，笑不可抑，他说：据他所知，当时的太监向盛宣怀敲诈一笔钱，曾派人对盛宣怀说，太后打算以某地赐给他为食邑，如果他要此事成功，就要拿出若干银两来打点。盛答，待见过诏书之后才拿钱出来，现在只能先付五千两，送给他们喝点酒。不久后，有太监拿了诏书给盛宣怀看，盛知道是假传圣旨，就没有答应了。据说，这是在日本的盛毓度所说的。

    能够盗用宫中印章而又在“诏谕”内闹出偌大笑话者，非太监们莫属！

    从另一方面看，太监利用钓鱼台、黄尾屿、赤屿造假，足以证明钓鱼列屿归属清廷，连宫内太监也熟知。诏谕虽系伪作，但盛氏广生堂药号长期曾在钓鱼屿采集药材，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实：这“不但是一种以采集生草药（而后用以制成药丸）的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特殊的‘土地利用’方式；此与台湾许多渔民每年前往钓鱼台四周中国固有领海捕鱼，同等重要。采药与捕鱼这两种合法地使用钓鱼台及其领海，同样具有很高的历史意义、地理意义与政治意义”。也就是说，迄于甲午战争爆发前9个月，中国仍在钓鱼列屿海域和平地行使着主权。

    中国史家继承了秉笔直书即“实录”的优良传统——“实录”者何？班固等学者道：“（司马）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中国学者有勇气排除虽有利于己论但经不住推敲的个别史料，有信心认定此举丝毫无损于钓鱼列屿之为中国领土的结论。

    （摘自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吴天颖著《甲午战前钓鱼列屿归属考（增订版）》。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