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进步都很重视。您认为其间中国在推动社会文化进步方面取得了什么成绩?文化进步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艾恺:中国当前面临的挑战是如何使传统价值与道德以某种形式再生,从而重建中国儒学的根基。从中国近年的情况看,总体上儒家价值与社会日益脱节并失去效用。我对儒家最深刻的体会是:虽然儒家本身不是一个宗教,但是儒家能够发挥宗教的功能,起到宗教的作用;只有儒家不需要借助超自然神明的信仰,并仍能维持自身的伦理道德体系;也只有儒家能包容一切宗教,但不对任何特定的宗教深信不疑。我想,在多元文化的现代世界,大概只有儒家才能让全世界在伦理道德的规范上达成共识。
今年7月初,我们看到中国要用法律来支持传统道德,倡导孝顺。我以为,实践孝顺等传统道德更需要靠社会自身的约束与制裁,而不是靠法律的强制规范,但“丢脸”“可耻”这类约束与制裁的效用在当今社会日渐式微。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心是儒家思想,儒家思想的中心是伦理道德关系。伦理关系的中心,也是一切道德的依据,是孝顺与亲属关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若不能复兴一种“实用”且“被实践”、而非仅仅是学术讨论的儒家思想,则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将逐渐消失。我知道这是老生常谈,但这确实是发自我内心的所感所想。
若像梁漱溟那样,认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儒家价值,那么我可以说,若无中国文化与儒家价值,也就没有中国出色的经济发展。成功创造经济增长的,并不只是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从19世纪起,大量中国人去海外,除了根深蒂固的传统之外,他们孑然一身,但往往在数十年间就能为海外当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和繁荣做出自己的巨大贡献。东南亚许多都市的发展都得益于当地中国人的商业活力,许多海外华人成为富裕的家族。在19、20世纪,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都有相似的成就。儒家文化对经济增长影响显著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韩国、日本,儒家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都较大。
最近数十年间,华人移民及其后裔也成为海外当地的学术和文化精英。例如在世界古典音乐界,30多年前仅有一位杰出的华人音乐家马友友,但如今全美各个交响乐团都有许多华人团员,龚天鹏等许多独奏家异军突起。其他行业也是如此。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在儒家家庭文化中长大。
记者:有批评人士称,中国现代文化已失去了特色和方向,有的著名艺术家对媒体称“中国2000年的文脉已经断掉了”。您对此有何看法?
艾恺:您无疑是在说陈丹青。我部分赞同陈丹青在接受访问时表达的观点。但陈丹青与我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似乎把所谓的先进国家想得太好了。我必须承认,现代中国的特殊性在于它将自身的文化彻底废弃了好几次。从19世纪晚期开始,严复批判传统中国文化拖累了中国,致使中国无法走西方的发展途径,他的这一批判可谓开启了潮流。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的方向都明显是要抛弃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只有少数知识分子真的主张全盘西化,但绝大多数都赞成抛弃中国传统并提倡某种形式的西化。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与文化的破坏程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最严重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其他地方的现代知识分子大多都在积极地捍卫他们的本土文化。令我感到奇怪的是,纵观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人捍卫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少数人确实捍卫过传统文学与文言文,例如林纾以及其后的学衡派,但除了梁漱溟外,没有人称得上是在捍卫整体的中国传统文化。
记者:您不仅是中国历史文化专家,也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铺路人。您如何理解和看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中国梦?您认为中国梦与美国梦有无互通互惠之处?
艾恺:我认为中国梦与美国梦相当不同。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所谓美国梦与今日大家所想的大不相同。以前美国梦的社会理想是人人平等、自由与凭个人努力致富的机会。特别是像我这种移民家庭都认为,这是美国梦。如今的美国梦似乎主要是指生活上的富裕和物质上的享受。这两种美国梦都与我所理解的中国梦不同,因为中国梦是指个人与国家一齐进步发展。美国梦并不涉及国家,国家只是提供一个社会环境,让人们得以追求梦想。我认为美国梦应该向中国梦借鉴,让国家与个人能够共同进步成长。
(本报华盛顿9月1日电 本报驻华盛顿记者 王传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