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OC的希望与困境

    只要你拥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就可以享受到世界第一流大学的教育。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给许多身处像卢旺达这样不发达地区的青年，提供了一个接受教育，实现梦想的机会。不过，机遇总是和挑战同行，大规模网络公开课真的能改变世界吗？

    图基查·乌维图泽（Tujiza Uwituze）就读于卢旺达的一所中学，她学习非常刻苦，成绩位居班级前列。但按国际标准来衡量，她所受到的教育其实是水平比较差的。她的老师让她机械地死记硬背，学校也没有电脑供她使用。这使得她对英语只是一知半解，电脑操作也很不熟练。她跟叔祖父住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有75 美元的积蓄。尽管她学习很努力，而且迫切希望有所成就，但于她而言，梦想似乎遥不可及——如果不是遇到这个可能改变她一生的教育创新项目，她的梦想恐怕真的无法实现。

    这项教育创新实验被称为开普勒项目（Kepler），由一个名为Generation Rwanda的小型非营利组织发起，目标是通过大规模网络公开课（MOOC），为1994年种族大屠杀前后出生的卢旺达青少年提供一流教育。

    首门课程始于今年3月，是名为“全球挑战中的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 in Global Challenges）的一门试点课，这门网上课程由英国爱丁堡大学提供。10多名学生观看了从一个MOOC平台下载的视频教程，并同一位担任现场助教的研究生一起，参加了在基加利一间教室举行的小规模研讨会和培训课。这种教育方式被称为混合式教学（blended learning）。

    乌维图泽对于网上学习模式有一些疑虑，比如担心这个实验项目是否会出问题，她的证书是否会得到广泛认可等。不过她坚信，同传统的卢旺达大学相比，她从开普勒项目中可以学到更多东西。“这里的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贫穷人家，”她说，“遇到这样的机会，你就别无选择了。”

A、MOOC的春天？

    让世界最底层的人群，接受世界上最好大学课程教育，肯定是MOOC运动的初衷（不过有些人或许会说这是炒作）。一些大型MOOC平台（如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教授们联合创建的营利性企业Udacity和Coursera，以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与哈佛大学联合经营的非营利性平台edX）的领导人直言不讳地表示，他们有一个野心勃勃的目标，就是要打破那些阻碍现代教育普及的阶级和地域屏障。Coursera创始人之一达芙妮·科勒（Daphne Koller）在2012年6月的一次TED演讲（TED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营利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TED是technology技术、entertainment娱乐、design设计，这3个单词的首字母）中，阐述了她旨在改变世界的宏伟目标。“MOOC会把教育作为一项基本人权，世界上任何人只要有能力、肯上进，都可以学到他们所需的技能，以改善自己、家庭及社区的生活，”她对一群热心的听众说，“或许下一个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或者史蒂夫·乔布斯，就隐身在非洲某个偏远的乡村里。如果我们能够让他接受教育，他或许就能提出一个伟大构想，把世界变得更美好。”

    没有人能质疑这样一个目标。但为远程教育和网络教育工作的教育家们却认为，MOOC宣传者过分抬高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产品。教育家们指出，早在MOOC问世之前，在线学习就已经蓬勃兴起了，而且大多数时候，MOOC也没有引入最好、最先进的教学方法。他们还指出，大部分不发达的地区还没有接入互联网，只有极为拔尖的少数学生才拥有MOOC所需的技能和动机。“你必须找到一个与第三世界国家的现实情况真正对得上号的解决方案，”从事网上教学咨询的加拿大咨询专家托尼·贝茨（Tony Bates）指出，“不错，将来内容会是免费的，但学生真正需要的是教师提供的服务。如何学习、到哪里寻找信息、批判性分析、学会提出自己的想法、讨论以及高层次的思考……所有这些能力，都必须通过与教师的互动来达成并发展起来。”

    这正是开普勒项目之类的实验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世界上最高水平的教授提供免费的教育内容，低成本的助理教师提供个性化辅导与监督，两个层次的教学双管齐下。此模式特别适合像卢旺达这样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拥有大学学历，而中学毕业生的人数又迅速增长的国家。“即使建立50所大学，也不能满足当地人们对高等教育与日俱增的需求，”Generation Rwanda的执行主任奥达里声称，“在这些地方，有些没有上大学的人如果是在美国，很可能就可以进入普林斯顿大学。”

B、天上掉馅饼

    对于少数优秀学生来说，MOOC确实可说是天赐之福。“许多学习者正在学习我们的课程，我们收到的许多电子邮件和其他反馈信息也显示，这种学习经历正在改变他们的生活，”Coursera的科勒说。“如果不通过MOOC，发展中国家的许多人，是没有办法接触到顶级教育的。这一点不可否认。”

    MOOC也在进化。克莱顿·克里斯藤森破坏性创新研究所（Clayton Christensen Institute for Disruptive Innovation）是一家专注于教育与医疗保健革新的智库型机构，它的联合创建人迈克尔·霍恩（Michael Horn）把如今的MOOC比作最早的电影。“最初的电影拍摄的就是舞台剧，看起来愚蠢荒唐，现在的MOOC其实也是在拍摄舞台剧。它拍的是讲课，然后把各节课串起来”。报名学习MOOC的人中，真正学完课程的人还不到10%，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此。霍恩预测，网上课堂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吸引人，它的目标是要打造出交互式的课程，不仅教学生，也从学生那里得到反馈信息，这样课程内容就可以针对学生的个人能力和需求自行调整。

    某些教育工作者甚至希望有一天，学习与评估可以完全脱钩——到那时，学习MOOC课程，并通过能力考试获得高等学历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可能比实体大学的毕业生更有竞争力。

    不过，那还只是假想中未来的事情。眼下，许多学生并不认为参加MOOC课程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现实的好处。年轻人必须树立这样一种信念，即接受一定的教育会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工作和收入，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学生必须看到，参加一门课程的学习、拿到这门课程的证书、让雇主承认这份证书，这三者之间是环环相扣、紧密衔接的，”人才管理公司Aspiring Minds的首席运营官阿加沃尔说，“课程设置必须与就业市场的需求挂钩。这个良性循环一旦形成，并且被学生看到，MOOC的规模就会迅速扩张。”

    MOOC课程提供方的目标是，授予学生能得到高等院校和用人单位承认的证书，但对这一目标的探索还处于早期阶段。挑战之一是如何建立可靠的防欺诈机制。除了规定学生必须到考试中心参加考试这个笨办法，其他办法都是技术性的。“我们现在采用的招数叫做‘身份跟踪’（Signature Track），就是要求每个人一开始就出示自己的身份照，而且在做作业时必须拍一张照片，并上交一段打字样本，”恩格说，“一个人打字的节奏有他自己的习惯。你很难像我这样打字，我也很难像你那样打字。”此方法称为“击键生物识别术”（keystroke biometrics），可以用来查明完成作业的那个人是否就是报名参加本课程的那个人。

    Coursera还同一家名为ProctorU的机构合作，后者通过网络摄像头来监督考试。ProctorU要求参加考试的人出示一种或多种身份证明，并通过电脑扫描考试环境，以确定考场没有张贴可供作弊的考试提示等。学生们可能还需要填写一道有关个人身份的多选题以核实其身份（考生个人身份信息是从公共数据库中收集来的）。然后，在考试期间，ProctorU的工作人员通过摄像头观察学生的情况。虽然这种监督过程对外国学生实施起来难度会更大，但仍是可行的。

    MOOC课程的提供方也把颁发文凭看作是一种可以赚钱的增值服务。例如，Coursera的课程对个人是免费的，但发文凭则要收钱。眼下，如果某位学生决定攻读杜克大学在Coursera上提供的一门“身份跟踪”课程，就需支付一笔不到100美元的费用。在完成该课程并通过考试后，即可拿到一份印有杜克大学logo的结业证书。对于现在已获得美国教育委员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承认的若干Coursera课程，该委员会可提供对应的学分建议（许多传统院校均予以承认）。每门课程的费用为100～190美元。对于那些付不起这类费用的人，Coursera也可提供经济帮助。

    不过，对于那些连洁净饮用水和应有的卫生条件都难以保障的国家，广泛运用这类高科技手段，仍然是很不靠谱的事情。印度目前的主要目标，是探索如何运用MOOC技术，提高现有高等院校的教学质量。微软研究院目前正在安排一个试点项目，旨在开发具有MOOC风格，且与印度工科学校现有课程配套的网上课程，由印度的知名教授授课。这个项目被称为“大规模强化型课堂”（Massively Empowered Classrooms，MEC）。“能适应所有学生的解决方案是不存在的，”印度电气工程学教授杰焕杰焕瓦拉说。他认为大多数印度学生由于语言和文化差异，很难听懂美国大学开设的网上课程。他回忆起自己有一次在上化学课时简直就是稀里糊涂一头雾水，因为他听不懂那位美国教授的口音。“从外国拿来一样东西就硬灌给印度是没有用的，这种方法从未成功过。”

    MOOC的拥护者则反驳说，一流的教科书现在全世界都在通用，而网上课程就可以视为某种数字教科书。课程可以根据不同受众的需要来设计。欧洲人正在开发他们自己的MOOC平台，而大型的美国MOOC提供商也在与外国大学签约，为他们开发用其他语言讲授的课程。“网上教育目前仍在起步阶段，”巴韦，这个满怀理想主义的印度青年说，“但它肯定有能力改变不发达地区的面貌。”基于他自己的经验，他断言，“一场教育革命正在萌芽，即将破土而出。”

C、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但开普勒项目的教育工作者没有等待。对他们来说，真正切实可行的模式是一清二楚的：由最好的教师在网上给出最好的教育，并提供重要的现场辅导和教室互动活动。“那种把MOOC扔给非洲人或其他人就完事，既不提供便利也不给予支持的态度是完全不可取的，”奥达里宣称，“许多学生完全不知道如何使用电脑。连最简单的东西都不会，比如启动程序、关闭程序，甚至不知道如何打字。”

    第一位加入开普勒项目担任助教的研究生是克里斯廷·杨（Christine Yarng），她以前曾是“知识就是力量”项目（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KIPP）的一所协议学校的教师。艾玛·斯特尔曼（Emma Stellman）则负责设计课程表，他曾是美国马萨诸塞州一所重点特许学校的联合创建人。他们在地球上最偏远的地方——卢旺达工作，拿的是非营利机构级别的工资——只因为他们相信，高质量的教育会大大改变人们的生活，他们喜欢挑战与冒险。

    斯特尔曼的目标是从形形色色的MOOC课程中各取一部分，把它们组合起来，以使其最符合卢旺达学生的需求。学生学习的重点首先是要让他们学会如何学习——特别是在数字条件下，学会定量分析与批判性思考。“雇主常常因为找不到能独立思考的人而发愁，”斯特尔曼说，“而学生们一旦意识到他们能提出自己的想法，便会感到非常自豪。就像看着一个个灯泡被点亮，这真是非常美好，也能产生很大的影响力。”

    开普勒项目试点班的举办，是为了在秋季正式班开课前发现问题，并找出解决方案。到第5周，杨和斯特尔曼就得到了若干重要的教训。首先，上网需要更方便更迅捷，因此他们计划今年夏天搬到有光纤的新办公室。更重要的是，他们意识到，许多学生需要接受大量的英语培训，才能跟上网上授课的进度，分析复杂的教学主题（最近几年，卢旺达学校的主要授课语言已由法语改为英语）。

    现在，开普勒项目的工作人员打算在秋季学期开学前的适应期内，安排高密度的英语课程，并在正式授课阶段布置大量的英语写作作业。“等学生在英语写作上过关了，”斯特尔曼说，“就可以写更多东西了。”

    理想情况下，奥达里希望进一步在卢旺达扩展开普勒项目，并把这一模式推广到其他国家。不过，这要看该项目今后两年的进展情况了。“这只是个试点，”他说，“我们把重点放在实践上。关于如何改变世界，人们已经有许多议论，但并没有多少人去实践。我们希望用两年时间检验这个模式，看看什么样的教育方法能获得最好的结果。”最重要的是，奥达里希望确保开普勒项目能获得成功，因为50位满怀希望的卢旺达青年人将他们的前途尽系于此。( 撰文 杰弗里·巴托莱特（Jeffrey Bartholet）  翻译 郭凯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