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杜天荣,就会想起他那唯美的滇池摄影,也会想起我曾经多么努力地想模仿他,后来又多么急切地想要摆脱他。
杜先生是云南早期老一辈的摄影家。小时候,我们是街坊,他家住在我家后面的院子里。他有一个女儿、三个儿子,有一个儿子比我小一岁,是儿时的伙伴。偶尔见到杜先生,他总是一袭儒雅的打扮,经常教育我们说应该多读书、多读古典诗词,增加知识修养。直到1971年,我参加了工作,在单位从事摄影工作,才真正知道了杜天荣,也才知道了原来一起玩的小伙伴的父亲是一个很精彩的摄影师。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隔三差五地,我就会跑到他家,细细端详每一幅照片,对着画面中一朵花、一棵树、一片水的线条和质感着迷良久。16岁的我,萌生了自己职业上的最高目标:我什么时候能够拍照片像杜老先生那么好啊!
那个时候,杜天荣几乎是整个云南摄影界的榜样。他的作品以昆明的周边环境为素材,尤其以五六十年代的滇池风光为主,无论从光影、层次、构图、意境上都绝对以“唯美”为追求。画意摄影,是当时摄影界的主流,摄影的标准是要完全像画,照片能够像油画、国画、版画,那就不得了。现在说谁是画意摄影似乎等于是骂谁,但那会儿是上世纪70年代,云南地处边远,与外界信息接触少,能看到的外界的东西也少,缺少借鉴,因此只能以美术的标准来要求摄影。从这个标准来说,杜老先生的摄影充满中国水墨画的风味或素描的感觉,他已经把摄影朝美术的标准做到了极致。摄影即艺术,杜天荣影响了那时候的“追光逐影”的一大批人——为什么做摄影?我想做艺术;什么是艺术?杜天荣。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云南终于要成立摄影家协会,杜天荣担任筹备组的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有一天,我带着自己拍的滇池习作去给老先生看。他说:你这张照片利用了几条船的位置,用树做前景,特别是高角度和逆光效果,滇池会产生沙粒状的水。一晚上的时间,老先生帮我分析、点评、谆谆教诲,我的年轻的心里,充满的是对杜先生摄影艺术的深深佩服。杜先生推荐我投稿给首届云南省摄影艺术作品展览,我就把他经他点拨的作品投稿并获得入选。那时的展览没有评奖,入选就是最大的认可。
虽然那是一张很“沙龙”的照片,但当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今年编一本关于滇池的60张照片的一本书时,原想拿它做封面,后来因为系列丛书封面需要统一设计,未能如愿,但我还是把它放到了第二张的位置(第一张是很普通的滇池的地理地貌照片,为了介绍信息)。细细回味,正是有了杜老先生的影响,才有了那张照片,而那张照片使我走上了摄影之路。
摄影是时间的切片,把历史的真实拿出来呈现给人看。“四月影会”之后,开始呼吁摆脱摄影的宣传性和工具性,冲破“文革”对艺术的禁锢。开放的环境使我们与外界的信息接触也多了起来。1980年,我很幸运地作为云南省仅有的几个学员之一,参加中国摄影家协会举办的第一期讲习班,在北大当了40天的学员,认识了王苗、罗小韵、鲍昆等同学。给我们讲课的都是美学界的大家,王朝闻、李天祥、黄永玉等。老师说,你们拍照片总追求像我们画画一样,那你们画画就行了嘛,为什么还拍照片?一句话点醒了我们。
现在来看杜天荣的作品,他拍摄了滇池的渔民、放鸭子的人、捕鱼的方式等等,可能是不自觉地,关注的可能还是唯美、构图、光线,但经过时间的打磨后,五六十年后转过来看,他的作品除了漂亮以外,还有很多细节,因为镜头是很忠实的,比如照片中人物的服饰、神态、背后的建筑、所用的工具等,都是十分珍贵的历史记录。但毕竟,“美”才是他摄影最大的追求,纪实语言还远远没有进入当时的视域。
穿着整齐的西装或中山装,态度斯文和善,修长的身形,高高的鼻梁,有时会戴一顶帅气时尚的鸭舌帽,拿着禄来双反相机,在滇池边、翠湖旁、大观楼,奔走或屏气凝神……杜老先生曾经是云南摄影界的标杆,而其文如其人、影如其人的“士”的风范,还时时倒映在我的脑海中,在编纂《云南大百科全书》,在整理《云南省摄影家系列丛书》的时候,画意朦胧、云淡风轻的杜天荣是那么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