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5月我应邀参加美国博物馆协会巴尔的摩年会,被老友汤姆引荐参观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巴尔的摩艺术博物馆。
馆长道瑞·博格女士(Doreen Bolger)亲自做向导,为我们介绍博物馆今年革新情况,重点推介宣传开放不久的当代艺术新馆。我注意到,博物馆内外都张贴着大幅海报,上面印着“新艺术、新观念和新体验”,鼓励观众来体验当代艺术新馆。当道瑞馆长引导我们从古典艺术部分进入现代艺术部分时,她停下来,道:“这是两栋建筑的交汇处,从这里就跨进了当代艺术部分。过去这里有道厚重的门,要用很大力气才能打开,也没有多少观众愿意打开这扇门。”他们用了近两年的时间重新修缮现代艺术馆,拆除厚重的阻碍之门,打通观众参观路线,并在古典展厅与现代艺术展厅开窗,可以相互看到,增加吸引力;现代艺术馆用螺旋楼梯沟通上下艺术品展示,引进自然光线,视野开阔。“经过这番改造,博物馆现代艺术馆观众是过去的几倍。”道瑞馆长的介绍,突然让我意识到,做好博物馆观众服务工作的关键是——打开博物馆之“门”。
在接下来的美国博物馆考察中,我时常能感受美国博物馆同行为“打开博物馆之门”所付出的努力。
史密森自然历史博物馆目前正在建设一个专门针对学生和儿童的教育中心,计划在今年的九十月份开放使用。教育中心设计有“生物的多样性”“岩石如何形成”等若干针对性强、既动手又动脑的教育项目。中心除了一些科学仪器外,还为学生和儿童观测研究准备了丰富的馆藏标本,孩子们还可以与博物馆各个领域研究人员直接或视频交流。
大都会博物馆将艺术品库房辟出一部分作为“教育中心”,几幅巨大的多媒体屏鼓励观众参与互动。中心里,除了一排排摆放着艺术品的玻璃柜,每排展柜还有查询系统,类似图书馆的形式,方便观众了解藏品信息。在这里,观众可以自由进出学习;如果想要取出艺术品做学术研究,则需要填写申请,等待批准。艺术品修复工作区是个半开放的空间,透过巨大玻璃墙可以看到科学家的工作情况,每个区域还有标牌,说明工作范围和职责;门口的多媒体播放出更多艺术品修复信息。
不难看出,在美国的博物馆,“教育”是各个部门共同的目标和每位博物馆人的共同责任。他们打开大门,以教育为导向为社会服务,迸发着源源不断的活力。
在福特剧院——1865年林肯遇刺纪念地,我切实体会到了博物馆教育实践的力量。福特剧院既是一栋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建筑,也是仍在使用中的剧院,经常有演出,因而不可能有较大的空间由博物馆人做展示。馆方巧妙地利用地下室做了一个基本陈列。入口复制成剧院售票处的样子,意在告诉观众从这儿就将进入19世纪60年代的历史场景。序厅的罗马柱寓意着承袭古希腊、罗马精神,屏幕上播放的是与美国国家地理合作拍摄的关于林肯的影片,场景设计突出了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美国民主理念。展览并非单一的歌功颂德,同时展示了林肯与其夫人不同的财富观念,客观地呈现凶手刺杀林肯的动机,让观众来评判历史是非。
纪念馆里不仅有历任美国总统在就职宣誓时大声宣告他们是如何秉承林肯精神的音像,而且有日常生活用品中的林肯商标,以及孩子们对于林肯的解读。纪念馆的教育活动室设计了一个擂台赛,用“融合”“领导力”和“激发”等标题,鼓励并相信孩子们有能力去解决当年或现在迫切需要解决的矛盾问题。而这,正是纪念馆要突出展示的内容——林肯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扮演怎样的角色,现代人如何承袭林肯精神。
近年来我国博物馆向社会免费开放,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影响,但这仅仅是打开了博物馆的展览之门。多年来在既有成规塑造下,我国的博物馆给人一种封闭僵化、曲高和寡的印象。“官本位”的行政体制、“机关化”的管理模式以及“教化者”的职业心态,导致博物馆人高高在上看不到自己的基脚;一些博物馆部门间划分势力范围,部门之间沟通少,遇到事情相互推诿,很少把注意力或工作的重心放在观众身上;博物馆的领导者对博物馆的公众教育职能认识不足,以至于一些博物馆的建筑设计思路就是一个“宝盒”,而博物馆功能也错误地理解为只是“藏宝”,博物馆人仅扮演着“文物仓库”保管员的角色;博物馆教育职能被简单理解为是社教部门的责任,全部推给博物馆讲解员来完成,以“讲解”替代“教育”。
博物馆内部之门的紧闭已严重影响了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发挥。中国博物馆要赢得社会公众的支持,提高自己服务社会的水平,仅仅只是“免费开放”远远不够,要从内到外地改变自己,请从打开博物馆的“门”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