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沦陷时期抗日活动

    中共领导的东江抗日游击队，又称东江纵队，当时不只活跃在东江一带，沦陷时期的九龙、新界及香港各离岛都发现过他们的踪迹。香港之战爆发后，他们不仅协助当时滞留香港的八百多名抗日爱国人士脱离虎口，还经常给日寇造成破坏、伤亡。

    当时在港九活跃的游击队中，以刘黑仔（1920—1946）的声威最盛。他枪法如神，机智勇敢，不少日军军官及土匪头目丧命于他的神枪之下。他的威武事迹，曾使敌人闻风丧胆，那些日本宪兵队特高课的密侦们，还把他视为神出鬼没的神秘人物。但刘黑仔的真名是什么，他们却不大清楚。

    太平洋战事爆发前，东纵部队在香港设有几个秘密联络站，当时和宋庆龄接头的是黄作梅（1916—1955）。黄作梅一向潜伏在香港工作，抗战胜利后去了伦敦，在一家英文报纸工作。黄作梅原籍广东番禺，在香港出生，中学在皇仁书院攻读，毕业后往英国进修。抗战爆发后，黄作梅投身东江纵队，主持国际工作小组，任务是营救囚禁在日军集中营的英俘成员。

    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军从陆路进攻香港。这时东江纵队就以积极的行动，配合英军进行香港保卫战。除了在铁路线上伏击日军，破坏敌人运输外，更挺进九龙，给敌人后方以有力袭击。那时香港一带盛传中国游击队攻入深圳，就是指这个部队。

    当日军攻占香港后，东纵决定由第三大队派出黄冠芳、江水、刘黑仔等率领武工进入沙头角、西贡、大埔附近地区；第五大队派出周伯明、曾鸿文、黄高阳等率领武工队进入罗湖、元朗、沙田等地区。游击队分别从惠阳方面和宝安方面分三批插入新界：一路由沙头角进入南涌、鹿头、乌蛟腾、七木桥、横山脚等村，以后渗透到上水、粉岭的坪洋、鹤薮等地和八仙岭山区；一路过大鹏湾上吉澳岛，稍事歇脚，然后再坐船到西贡，上北潭涌、榕树坳，又活跃在沙田观音山、吊草岩一带，并落牛池湾，伸入九龙市中心区，一路到元朗八乡、十八乡，以后东连大埔，西出荃湾，互相呼应。

    游击队进入港九地区后，首先收集了英军溃逃时丢下的武器弹药，共有轻重机枪三十多挺，步枪数百支，以及大批弹药、作战物资。接着在元朗地区处决了一批民愤极大的汉奸，消灭和赶走了盘踞在大帽山的两股土匪，控制了大帽山。与此同时，在西贡地区打击和迁走了两股土匪，消灭了李观姐股匪六十余人。

    1942年3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港九大队，大队以下分区建立中队。1943年12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奉令成立东江纵队，司令员曾生、政委林平、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在港九地区活动的游击队仍称港九大队，并派出熟悉港九情况的原香港淘化罐头厂工人蔡国樑任大队长，原香港青年知识分子陈达明任政委，黄高阳任政治处主任。由于所处环境特殊，改称为港九独立大队，直属东江纵队司令部。

    挺进港九的短枪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斗争，把当地土匪大部分消灭或驱逐，在各地获得了立足点。并通过发动群众，建立了抗日自卫队、常备队、护村队等，形成了群众自己的武装组织。1943年春夏以后，各个地区以短枪队为基础，先后组建了西贡中队、沙头角中队、元朗中队、大屿山中队、海上纵队。此外为了加强市区的游击战，还成立了市区队。

    港九地域狭小，回旋余地不大，而又是敌人军警林立的地区，港九大队进行的游击战，主要采取隐蔽斗争形式，着重发挥短枪队机动灵活的特点，运用奇袭、伏袭等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因此，各地区中队均编有短枪队，大队也有一个直属的短枪队。他们采取高度灵活的斗争策略，在沙田地区展开活动，以观音山、吊草岩一带为依托，频频出击，经历了数十次战斗。观音山、吊草岩一带是在日军包围中的小块三角地，共有十多个村庄，稍有麻痹就会遭到敌人的袭击。为了安全，短枪队白天化装活动，派出自卫队到各个路口放哨，还在周围建立了十多个营地，经常变换驻地。日军在许多村庄安插了汉奸、密探，搜集游击队的情况，短枪队把肃清当地的汉奸走狗作为头项任务。他们先后肃清了沙田围村、沙田头村的汉奸密侦，拔掉了敌人的爪牙，堵塞了日军的耳目。

    香港的第一座烈士纪念碑，是在船湾郊野公园范围之内。从沙角道可通至该纪念碑的所在地，地名为乌蛟腾村。该处位于八仙岭附近。这个纪念碑建于1951年10月，原名“抗日纪念碑”，获港英政府同意兴建。1985年9月重修。重修时由曾生题字，写上“抗日英烈纪念碑”7字。重修后，通往纪念碑入口处增建一指示牌坊，沿途铺有石路。纪念碑更刻上碑文介绍乌蛟腾抗日事迹，李世藩、李宪新、李天生、李志宏、李伟文、李官盛、王志英、王官保等烈士，也被刻上名字。

    1942年9月25日（中秋节翌日）早晨，日军出动数百兵力，包围了乌蛟腾村。全村人被赶到空地集中，然后挨家挨户去搜查，但既搜不到游击队，也搜不到枪支。日寇十分恼火，就对区役所指定为村长的李世藩进行审问。面对敌人的利诱和严刑，李世藩坚贞不屈，没供出半点情况，惨被日军火烧及拷打灌水逼害，四十多岁的李世藩，最终在押解途中牺牲。

    另一位村长李源培，则因被烤时伤重昏迷，令日军产生错觉才幸免于难。日军把李源培拉到河边，拷打灌水，用军马践踩腹部，在李源培背上烧熟烟丝，烧得他皮开肉烂，昏了过去又用水泼醒，醒了又再烧，如此轮番折磨，李源培已是奄奄一息，日寇仍然一无所获。天也快黑了，他们只得悻悻然收兵回去。

    两名村长的英勇事迹，激起村民同仇敌忾，乌蛟腾村至1945年抗日胜利仍未被日军占领。香港重光后，村民缅怀历次在抗日中牺牲的兄弟，马来西亚一位华侨更捐款建议建纪念碑，悼念烈士抗日的事迹。这个纪念碑终于于1951年10月在一处叫做“三担箩”的地方落成，死里逃生的李源培更是其中一个主持揭幕的嘉宾。烈士纪念碑高约丈余，白色素底，碑顶有一颗红星，碑石上除七位烈士的芳名外，还刻有“各位烈士芳名永垂不朽”的字句。在苍翠的松柏围绕下，显得分外庄严。

    根据纪念碑刻文记：“1942年9月25日，日本侵略者拂晓包围乌蛟腾村，强逼群众交出自卫武器和供出游击队员，村长李世藩、李源培挺身而出，不怕灌水，不怕火烧，不怕军马践踏，坚贞不屈，李世藩壮烈牺牲。”入口牌坊上书一副楹联：“纪昔贤满腔热血，念先烈弥世功劳”。建碑之际，当年曾获游击队拯救的港府官员和英军军官参加了开幕仪式。

    第二座抗日纪念碑已于1988年落成，地点是西贡北约北潭坳分路往赤径路右上侧山坡一处官地，这座纪念碑是经过多次申请和要求，港英政府才允许拨地建筑。碑身用石材建成，外层用中国云石。石碑上刻有一篇碑记，记述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当年在西贡的英烈事迹。

    西贡区当年抗日牺牲人士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以慰英灵。

    （作者为香港资深报人，香港史专家,著有《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