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柱湾畔听海涛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我等待着，长夜漫漫/你却卧听海涛闲话”，这是诗人戴望舒当年在香港浅水湾畔凭吊女作家萧红时口占的诗句。又到“八·一五”，此时，我站在这湾畔，仿佛从海涛声中听到了诗人的声音，以及那枪炮声轰隆的回响。

    墓园是寂静的，在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碧水之上，静静地躺着四千多个为守护我们的家园而牺牲的军人。

    多美的一个海湾呀，蓝天碧水，涛声阵阵，好像这里从来就是一处安宁的乐土。这个风光旖旎的海湾，游人徜徉，这就是香港最南端的半岛——赤柱。

    站在墓园的高坡上，看着那如诗如画的景色，我的心间却回荡着历史的涛声。我是第一次踏足这个墓园，也是第一次发现赤柱是一个可以洗涤心灵的地方。我仿佛听到了一个个声音，那是英魂的诉说、天地人间的诉说。我走上这静谧的墓园，正是为了追怀那一段被人们遗忘的历史。72年前，就在前面不远处的圣士提反书院里，日本侵略者在这个美丽的校园制造了一宗惨无人道的血案，史称“圣士提反大屠杀”。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人们在谈到香港沦陷的那3年零8个月的苦难历史时，很少提到这个事件。我正是带着这个疑问，翻阅文献，又造访这个墓园。此时，站在这个小山坡上，看到那一块块的墓碑，好像又翻开了一幅幅发黄的历史残卷，从中寻找答案。

    1941年12月25日，日军攻下当时作为伤兵医院的圣士提反中学后，即丧心病狂地展开大屠杀，据史料记载，有近二百人被“生劏”，其中有170名是伤兵和手无寸铁的被俘军士，其余的是医护和学校职工，包括时任中文科主任的谭长萱先生。

    且看看目击证人的供词：

    “那情形可怕极了。我发现上一天从房间里被拖出去的两名英兵，身体已被肢解。耳朵、舌头、鼻子都被割掉，眼珠也被挖去，大约有七十名伤兵在病床上被刺毙，更多的人是受到重伤。这些人没有一个人携有武器，而这所医院也不近战区，附近并没有武装部队或阵地。我发现伤兵医院院长和副官的尸体，也残缺不全。

    我很担心那几位被拖走的女护士。那天晚上，我看到其中四个向我们走来，她们经历了一个无法形容的可怕的晚上，她们都被日兵强奸了。其中一位对我说，日兵叫她躺在两具尸体上面，然后几个日兵轮奸了她……

    在医院外面的草丛中，我们找到了三位护士的尸体，其中一个护士的头颅差不多已被砍断……我点了一下，一共有一百七十具尸体，其中有一些是伤兵医院的工作人员，有些是附近地方的居民。”

    这就是那个“黑色圣诞节”发生的事。从这一天起，香港彻底沦陷了，而这座美丽的校园也变成了集中营，拘禁了近千名英军和加拿大士兵。

    在日本侵略者统治香港的3年零8个月里，华人陷入了水深火热的苦难之中。胡作非为的日本兵白天当街搜掠平民百姓，夜间则三五成群挨家挨户拍门，发现女人就破门追逐轮奸。许多女人吓得跑上楼顶，踩得瓦碎顶破，甚至失足坠楼而亡。养和医院当年的院长李树芬医生曾在其著作中表示，他那时估计至少治疗了一万名强奸受害者，其中许多人是被刺刀捅倒在大街上。

    这个时期，香港经济凋敝，百业萧条，粮食实行配给，每人每日仅六两四钱大米，而到后期连六两四钱都没有了，百姓饥肠辘辘，饿殍遍地，人吃人的事件时常发生。香港传媒人萧若元曾记述了一则其母的经历，话说萧母一日在街头看到一乞妇，正在用瓦煲煮东西，嘴里喃喃自语：“稔未呀，稔未呀”﹙粤语︰熟透没有的意思﹚，并从瓦煲中捞出一只人手，萧母看得真真切切，当场吓得晕倒过去。可见，那吃人的侵略者也将饥民逼上了自相残食的绝路。

    但纵使是在民不聊生的时节，日本人仍不忘搜刮民脂民膏。1942年12月，香港日军总部发行军票，开始是以一元军票换两元港币，后来升至4港币。一个叫李真达的老人持有17万军票，在战后变成了废纸。要知道，当年一元港币可买40斤白米，一角可买15个鸡蛋，4万元可买两层楼。李伯伯损失了多少，大家可屈指算算。还有一位叫卢佩英的老婆婆持有155万的军票，那又是多么巨大的一笔财富，同样索偿无门。

    日本人在香港欠下的债、犯下的罪孽，何止这些！就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后，日军又在香港的大屿山犯下了另一桩血案，那就是银矿湾屠村事件。话说8月18日，一名日本哨兵遭冷枪击毙，日军随即来势汹汹地直扑梅窝村，胁迫村长及自治会主席，要求供出游击队所在，两位父老惨遭毒打灌水，嚎叫声响彻村落，最后连同另两名村民惨死于屠刀之下。日军随即放火烧村并向另一村落进发，烧杀、抢掠，总共杀害16名无辜村民。

    想想过去，看看眼前，真的很难将那段腥风血雨的岁月，同这风光如画的人间美景联系在一起。但现实就是这样，谁知道美丽的背后有多少哀伤，华贵的另一面又有多少悲凉？在那3年零8个月里，民间所遭受的苦难又何止这些？

    一想到那段历史，我总会想到我所崇敬的女作家萧红，想到这个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逃亡出来的苦女子悲惨的命运。一生漂泊无定的萧红，在她人生的最后岁月，落脚香港。战事爆发后，病体孱弱的她住进玛丽医院，却因为误诊而挨了两刀，手术后的她无法言语只能用笔留下生命中最后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人写了。”在接受第二次手术后的次日，玛丽医院被换上了“大日本陆军战地医院”的牌子。萧红也被转移到设于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医院，经此折腾，她的生命走到了尽头，披头散发的她躺在病榻上，面色苍白，双眼紧闭，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时年仅31岁。我一直在想，如果不是因为这场战争，萧红何至于如此早逝，又何至于要分两处掩埋骨灰，最终连具体的地点都无从确认？正是有这样的哀戚，每当我经过浅水湾，总会有许多的感慨，并默默为她祝祷。在大时代之下，人总是无法把握住自己的命运，平民百姓不能，萧红不能，戴望舒也不能。

    日军占领香港后，开始大肆搜捕抗日爱国人士，诗人戴望舒也不幸落入魔掌。但狱中的他并没有向敌人屈服，相反在壁上题诗明志：“如果我死在这里/朋友啊，不要悲伤/我会永远地生存/在你们的心上//你们之中的一个死了/在日本占领地的牢里/他怀着的深深仇恨/你们应该永远地记忆//当你们回来/从泥土掘起他伤损的肢体/用你们胜利的欢呼/把他的灵魂高高扬起//然后把他的白骨放在山峰/曝着太阳，沐着飘风/在那暗黑潮湿的土牢/这曾是他唯一的美梦”（《狱中题壁》）。这就是一个诗人的血性，他可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但他可以坚挺起不屈的精神脊柱。香港能够从日本人的铁蹄下重新站起来，靠的不正是那一个个志士铁骨铮铮的气节？

    历史会记住的永远是那些宁死不屈的勇士和英灵，而不是那些历史的罪人。我曾经想过，我们都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但为什么发生在香港的这件血案，却鲜有人提及呢？直到有一天，当我读到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的一段话，我才明白：香港的沦陷是必然的事，英国殖民统治者对香港遭受的蹂躏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早早就把香港放弃了，所以他们与侵略者一样，都闭口不谈这场屠杀，也不追讨这笔血债。当英国远东总司令伊斯梅将军在战事爆发前请求增援时，丘吉尔的想法是︰“如果日本对我们宣战，我们根本不可能守住或驰援香港。增加我们势必将在那里遭受的损失是不明智的。不但不应增加守军，还应把兵力减少到象征性的规模，那里发生的一切冲突必须在战后的和会上处理。我们应避免在难以守住的据点消耗我们的实力……我宁愿我们在那里的驻军更少些，但是抽调任何一部分军队必然引人注目，招致危险。”这就是一个“英明”领袖，在危险关头的“英明”决策，他只想保住英国本土的利益，哪里管你香港的死活？所以，他们几乎是拱手将香港送给敌人，任豺狼吞噬。那是无异于默许侵略的可耻行径。他们无法交代这段历史，就只好用缄默的方式来掩盖历史，最终忘记历史。

    就是这样，当年的香港只能靠临时凑成的三支杂牌部队，抵挡如狼似虎的日本精锐师团，在18天的奋勇抵抗中，四千多军人为香港献出了他们的生命，而当时的港督却在圣诞节这一天举起白旗投降了。

    3年零8个月，对于香港人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年岁，它代表了一段苦难又屈辱的历史；对于上了年纪的老一辈市民来说，更可能意味着一段切身的痛苦经历。那是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同样，圣士提反大屠杀，也是一桩不能忘记的惨案，应该是我们每一个香港人，乃至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牢记的血债。

    今天，我独自走上这寂静的墓园，看着那一座座的坟茔，并细看一个个的名字，有英国人、加拿大人、中国人……他们有的还那么年轻，才二十多岁；有的则连名字都没能留下，以至于我们只能看到一些无字碑……然而，在我眼中，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他们就是香港的守护神。

    在纪念碑的基座后面，我找到一本吊唁册，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写下四个字︰逝者长存。

    朋友，如果你有机会到赤柱，到海滨大街游憩，别忘了多走几步路，到这座墓园看看，听听海涛的倾诉，听听天地之间的历史回声。

    （作者为香港艺术发展局委员、文委会主席，香港作家联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