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之结如何解

    2013高考招生在今夏的热浪中落下帷幕，但有关高招的话题仍在继续。

    今年，北大、清华不约而同在招生录取过程中向约定俗成说“不”，无疑成为今年高招的亮点。而这，或将成为中国高校在招生录取方面进一步走向“成熟”的开端。与此同时，招生中的一些老话题，比如重点大学农村生源减少、重点大学指标投放属地倾斜等，仍是公众关注的焦点。

新现象：高校由被动“录取”向主动“招生”转变

    6月初，北大招生办公室主任秦春华在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北大明确拒绝了少数企图向北大索要巨额奖金、进行讨价还价的所谓“状元”。他同时表示，北大今后将不再发布一切与“招生政绩”相关的数字化指标。而此前，这个时间段各高校往往正致力于“抢夺尖子生”“预约准状元”。在往年比拼状元数量、以高额奖学金吸引状元的背景下，此举可谓一大变化。

    6月26日，清华大学四川招生组在微博发布消息称：“清华坚决抵制四川的体育加分”。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举成为高招过程当中最热的新闻。这是我国高校首次公开拒绝某一个地区或某一类加分，向已经被腐蚀的一项制度说“不”。与往年录取认加分，专业认裸分的软性对抗相比，显示出中国高校在录取过程中开始主动明确自己的主张，可谓另一大变化。

    “‘招’这个字在汉语中是主动性用语。‘招’者，‘呼’也，含有‘呼唤、吸引’的涵义。但实际上，在恢复高考以来的30多年里，大学招生部门所做的工作，基本上不是主动地去‘招生’，而是按照各省招生考试部门提供的高考分数被动地来‘录生’。从这个意义上说，高校招生办公室名不符实，可以将其改名为‘高校录生办’。”秦春华对高考招生录取工作别开生面的阐释令人深思。

    秦春华说：“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下，招生也好，录生也好，二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区别——学生都是通过参加统一高考进入高校的。他们基本上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被选择——不是被这所高校选择，就是被那所高校选择，而且只有一次机会。如果高考分数太低，那就不可能被任何一所高校选择。但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情况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有了选择的权利。即使他已经被一所高校选择了，但他依然可以放弃并选择另外一所高校，甚至选择境外乃至国外的高校。同样，传统封闭环境下高校之间并没有多少生源竞争压力——即使有也可能很小。但在开放环境下高校之间的生源竞争压力可能会一下子变得非常大。这种压力迫使我们必须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学生最适合北大培养？或者换句话说，北大招收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从以分数衡量到思考本校招收学生的标准到底是什么，高校招生工作在内部外部压力下开始慢慢地转变。也许正因为此，今年相比往年，很多大学对于香港高校以及境外高校抢生源、抢状元不再那么敏感，相关新闻也不再惹眼。

    北京理工大学招生与就业工作处处长李振键说：“今年招生过程比往年更加规范、平稳，因为招录的许多政策制度，比如阳光招生等，更加规范成熟。”

旧话题：农村生源为何与重点大学渐行渐远？

    2013年北大在全国22个省市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投放专项计划60个，圆满完成招生计划，较2012年翻了一番。秦春华介绍，所有录取的考生均来自县级及县级以下中学，其中38名学生为农村户籍。

    秦春华这里所说的招生计划是指教育部出台的全国重点高校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招生计划。此计划作为教育部向贫困地区倾斜招生的“重拳”，今年名额由去年的1万名增至3万名。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各重点高校都不打折扣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然而，倾斜力度加大并没有消除公众对重点大学农村生源越来越少的忧虑。经济落后、教育资源相对稀缺地区的农村学生，仍然是高等教育中的弱势群体，有媒体称之为高考“盛宴旁的看客”。

    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生源在大学的比例由“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到“不足三成”，到更少。这中间固然有城市人口迅速膨胀的因素在，但是在高等教育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城乡差距被拉大也是不争的事实。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社科2010级的几位本科生在清华2010级学生中做的抽样调查显示，农村生源占总人数的17%。而该年度全国高考考场里，全国农村考生比例是62%。

    “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好中学太少了。”当记者问及为何招生中录不到农村生源时，李振键无奈地说。北理工今年也完成了教育部“重点高校面向集中连片特困地区招生计划”。“从北理工的实际录取情况来看，倾斜计划招的学生分数大概比这一地区正常考上北理工的分数低10分左右。从学生素质来讲，10分可能差距不大，但是在高考录取中，10分差别就非常大了，尤其现在实行平行志愿，学生的分数之间距离特别近。如果没有倾斜政策，10分之差，肯定没有办法录取到的。”李振键说。

    高考研究专家、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与研究院教授张亚群说：“近些年来，重点大学的农村生源减少，受多种因素影响，与我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基础教育发展状况、高校招考制度变革密切相关。首先，农村教育发展水平落后于城市，农村考生的教育水平难以与城市考生相比，这就增加了考上重点大学的难度。其次，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以及‘新高考’方案的实施，农村考生的高考竞争力受到一定削弱。此外，十多年来，重点大学的自主招生改革，主要是以重点中学考生为选拔对象，也不利于农村考生的公平竞争。”

    张亚群说：“在高考招生中，实施对中西部农村考生的倾斜政策，对于提高重点大学的农村考生比例，有积极作用。但是，解决农村生源难进重点大学的突破点在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保障考试公平竞争。”

顽症：录取指标投放属地倾斜是无解的难题？

    虽然重点大学在各种招录政策中都努力向西部偏远农村地区倾斜，但是比起另一种倾斜——所属地招生指标投放倾斜，这些努力显得很无力。当然此二者成因不同，不能直接放在一起比较，但是，在重点大学大多数地处大城市和东部发达地区的背景下，属地指标投放倾斜政策无疑也成为“重点大学农村生源越来越少”问题产生的一个推力。

    以北大为例，2013年，北京大学校本部全国招生2651人。据中国教育在线报道，北大在京一批次实际录取205人，提前批次共录取28人，共233人。而该校在宁夏、陕西、新疆三地录取共计222人，此三地均是北大今年录取指标增加的地方，宁夏28人，陕西120人，均为历年录取最多，而新疆招生人数也已经比去年增长了40.7%。

    北京2013年参加高考的人数约为7.3万人，宁夏约6万人，新疆近16万人，陕西为36万人之多。如果用招生指标除以报考人数，以上四个地方的学生考上北大的可能性差距非常大。由于地区教育发展不均衡，实际情况不能简单以比例来算，但是，外地考生上地处北京的高校要比北京考生费更多的力气是不争的事实。

    重点高校所属地招生指标投放倾斜，是由来已久的一个状况，也是争论几十年的顽症。北京大学经常被拿来做各种计算比较的案例，但事实上，北大在这方面并不是最严重的案例。

    目前，属地招生计划比例最高的重点大学是浙江大学，由于多校合并的特殊原因，浙大在浙江本省的招生人数接近其全国招生计划总数的60%。

    记者从北京某高校了解，该校在全国其他地方所招到的学生均是全省排名1000多位到2000多位的学生，但是在北京招到的学生则排名在3000多位甚至4000位。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曾对本报记者分析这一问题，他说：“目前指标分配状况一定程度上是由历史原因导致的。新中国成立后新建部属高校多半都建立在行政部门所在地，比如北京。大城市在土地、财政等方面给予高校支持，同时要求高校在招生录取指标投放上给予‘回报’，这是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个现实。后来教育部出台政策，各重点高校在所在地指标投放不能超过年度全部指标的30%，状况稍有好转。但是对于北京来讲，由于高校集中，每个高校不超过30%，总体指标数量仍然远远超出全国其他地方。现在每年高考指标投放随人口比例一直动态调整，但并没有整体性方案。但是，大幅度的调整又会影响录取率，因此一步到位很难。”

    地方财政大量投入，拒绝回报不公平；重点大学是国家级的大学，教育欠发达地区学子在高考竞争中本就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属地指标投放倾斜，也不公平。孰是孰非？难以定论。

    2008年，教育部曾要求各部属高校在属地的招生计划比例一律不得提高，超过30%的应逐步回调至30%以内。但是目前，不少部属重点高校都成为教育部与当地政府共建的大学，获得了当地政府的配套办学资金，地方“省部共建”的配套资金已经成为学校投入的重要组成部分，降低所属地招生比例的困难在无形中又有所增加。

    张亚群说：“在京、沪等高教资源丰富的地区，属地招生过多问题突出。有的部属院校因为合并了地方院校，因而增加在本省招生指标，这类情况应具体分析。总之，部属院校主要是国家财政投入，在招生指标分配上，必须兼顾区域教育公平，才能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

    “真正解决这个问题，”张亚群同时表示，“必然涉及重点高校的布局调整、生源竞争等问题，需要渐进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本报记者 李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