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西学家？中学家？

    一直以来，严复都被视为西学家。梁启超赞誉他为“清季输入欧化之第一人”，蔡元培说：“五十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作为西学家，严复对西学的介绍、宣传和翻译引起了社会轰动，影响了中国几代人。问题的关键是，宣传西学是否证明严复的思想以西学为价值旨归，与中学无关？笔者以为，从严复宣传、介绍西学的初衷和方法来看，西学家的素养和身份恰恰成就了作为中学家的严复。

    从理论初衷来看，严复介绍、宣传西学是出于强烈的救亡图存的动机和意图。中国近代的“救亡”口号是严复最早发出的，甲午战争给严复以强烈震撼和巨大创痛。1895年，他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原强》《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等论文，在文中指出西方之所以胜我在于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基于这一认识，他热情洋溢地宣传西学，并且开始翻译《天演论》和其他西方著作。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和历史背景决定了严复对西学的宣传和翻译并非为西学而西学，而是利用西学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武器和精神支柱。伴随着对西学的翻译和了解的深入，他认识到中西文化是相通、相合的。于是，以中学疏导西学，便于中国人理解和介绍，以西学诠释中学，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成为严复宣传、翻译西学和弘扬中学的一贯做法。在对中学的坚守和转换中，深厚的西学素养使严复对中学的理解和研究独具一格，别有意蕴。

    从方式方法来看，严复介绍、宣传西学的主要方式是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救亡图存的理论初衷决定了严复绝非唯西学之马首是瞻，他对西学的翻译不可能完全忠实原著，而是根据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进行大胆的取舍和创新。以影响最大的《天演论》为例，该书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作者赫胥黎自称“达尔文的斗犬”，将达尔文进化论的生存竞争法则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并且突出人在进化中的作用。引起严复兴趣的，是书中生存竞争、“与天争胜”的思想。于是，他只翻译了该书的前半部分而不是全书，故而取名《天演论》。为了更好地抒发自己的观点，严复在翻译中采取了意译这种可以最大限度自由发挥的方式，并且夹译夹议，通过按语表达自己的态度和观点，有时按语甚至比译文还要长。难怪鲁迅评价说，严复不是“译”了而是“作”了《天演论》。严复在《译〈天演论〉自序》中说：之所以不选择达尔文早在1859年就已经出版的《物种起源》而选择刚出版不久的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是因为“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之所以“作”而不是“译”《天演论》，是因为“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之，此非傅会扬己之言也，吾将试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大抵古书难读，中国为尤。二千年来，士徇利禄，守阙残，无独辟之虑。是以生今日者，乃转于西学得识古之用焉”。由此可见，严复之所以“作”《天演论》，是因为它有助于“自强保种”，符合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时代需要，同时因为借此可以证明天下之道是相通的，中国古学不惟不过时，甚至还大大早于西方之学。

    严复对西学的翻译从来就没有忠实过原著，姑且不论他在按语中对原著观点的引申、发挥或反驳，单就其取舍而言，就已经加入了自己的好恶和创造。在这方面，《天演论》并不是个案，严复的所有译作都遵循着以“作”代译的方式。为了便于中国人理解和接受，他在翻译西书时往往根据自己对原著的理解加以重新创作，并将原著中所举的例子置换成中国人所熟悉的概念或术语。就严复的译作来说，出现误以为中国书而看不出是译作的情况并不奇怪。他在译《名学浅说》序中就曾开诚布公地作出解释：“中间义恉，则承用原书，而所引喻设譬，则多用己意更易。盖吾之为书，取足喻人而已，谨合原文与否，所不论也。”

    进而言之，严复之所以选择译西学，就是为了借助西学而诠释中学，以此推动中国本土文化的现代转换。无论是翻译西学的宗旨还是以“作”代译的方式都表明，严复翻译、宣传西学的过程，是重新诠释西学的过程。有鉴于此，他对西学的取舍和诠释始终以中学为旨归，并且是在与中学的互释中进行的。无论从初衷还是结果上看，中学始终是目的所在。正是在以中学疏通、诠释西学的过程中，严复以特殊的方式诠释、宣传了中学，也完成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内容转换——既为中国本土文化注入了自由、平等和民主等近代价值理念，也证明了中学早于西学：比如他认为中国古代就有哲学，《周易》《老子》和《庄子》是中国哲学的代表作，西方哲学所讲的内容说到底超不出《老子》“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这十二个字；中国的自然科学源远流长，进化论滥觞于周，《庄子》和《周易》都是讲进化的，与达尔文、赫胥黎和斯宾塞等人的思想如出一辙；中国的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内容丰富，既有卢梭所讲的“自然状态”的平等、自由思想，又不乏无为而治的民主传统，老子、庄子与卢梭、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别无二致。由此可见，深谙西学的严复通过对西学的宣传和对中学的诠释，得出的结论是：中学无论在哲学、自然科学还是自由、平等、民主方面都无所欠缺；西学所有者，中学一应俱全，完全呼应了他“举其灼然不诬者以质天下”的翻译西学理念。

    实际上，西学家与中学家在严复那里是并行不悖的，被视为西学第一人的严复骨子里是一位中学家，他对中学的坚守和诠释基于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对西学的深入了解使严复相信，中国与西方思想相通且早于西方。这些发现令严复本人大为惊叹、称奇，也使他在宣传、翻译时乐于以西学诠释中学。一方面，西学家的素质成就了作为中学家的严复，无论是特殊的学术经历还是深厚的西学素养都影响了严复对中学的理解和侧重，致使他对中学的理解和研究带有鲜明个性和独特意蕴。另一方面，作为中学家则决定了严复对西学的取舍、侧重和最终态度。既然一切都是为了“自强保种”的需要，既然他早已认定西方文化使西方“胜我”，那为什么不直接取法西学？正是基于对以西学为主的异质文化的理解，严复领悟到了文化的国籍问题，认识到中国本土文化才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为此，他以导扬传统民族精神作为立国之本，对中学长期坚守直至晚年走向尊孔读经。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