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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8月13日 星期二

    著译者言

    “杀王”: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对决

    ——谈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时代精神

    许金龙 《 光明日报 》( 2013年08月13日   13 版)
    《水死》 【日】大江健三郎著 许金龙译 金城出版社

        绝对天皇制也称为近代天皇制,在战败后被象征天皇制所取代,然而战前和战争期间支撑着绝对天皇制的社会伦理并没有因此而消灭,近年来反而显现出越发活跃的势头,成为复活国家主义的肥沃土壤。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借助最新长篇小说《水死》,对自己的精神史进行解剖,认为日本社会种种危险征兆的根源皆在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呼吁人们奋起斩杀存留于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个庞大无比、无处不在的王,迎接将给日本带来和平与安详的民主主义这个新王!

        毫无疑问,这是大江健三郎对鲁迅的“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相关论述的最新解读成果,也是大江本人和诸多身处“铁屋子”里的人“始自于绝望”的最大希望之所在。

        无论在大江健三郎的实际生活经历中,还是在他的诸多小说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皇国史观教育留下的痕迹——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时代精神。

        促使大江意识到潜隐在自己精神底层的这种时代精神的,无疑是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引发其“也在思考,如果让出现在我小说中且热烈拥护‘天皇陛下万岁’的角色们在此法庭上作证的话,反方询问将会如何进行?如果作者被要求提供相关证言,那么我小说中隐藏的部分将会揭露出什么?”

        大江意识到:“至高无上的天皇制社会伦理,也如同一根棒子般从上往下地扎了下来。……儿时所感惧怕的那种具有沉重压力的社会伦理的纵向大棒,现在仍然扎在这个国家的每一处。战争期间,我们的精神和肉体都被扎着那个纵向的棒子。从那时到现在,我们真的获得了解放吗?”

        大江健三郎早在青少年时代便开始痛苦地思考“日本人是什么?能不能变成不是那样的日本人的日本人?”等问题,在对鲁迅有关“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等论述的长期解读中,从不曾间断地借助文学创作在绝望中寻找着希望,同时与加藤周一、井上厦、小田实、泽地久枝等贤达结成“九条会”,在东京、北京和首尔等地到处演讲,以呼吁更多人共同维护放弃战争的宪法第九条。

        大江的这些文学活动和社会活动不可避免地接连冲撞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底线,不可避免地接连触犯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禁忌。于是,长江古义人因为“蔑视故乡,重写自虐般的近现代史”,更是因为竟然“不能接受天皇陛下的褒奖”,他越发成为故乡各种右翼势力的攻击对象,现实生活中的大江健三郎同样不可避免地遭致各种右翼分子长期的攻击和迫害。历时将近六年时间,于2011年4月终于审结的冲绳集体自杀诉讼案,便是这形形色色的攻击和迫害中最具代表性的案例。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起诉讼案,使得大江更清晰地意识到,如果任由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在日本列岛上肆意蔓延,“倘若这个国家的文化朝向复活大规模的、超国家主义的方向扭曲,朝向我们的祖先、甚至孩童时代的我们自己都曾经历过其悲惨的大规模的、超国家主义的方向扭曲,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将不会再有希望”。

        2007年1月12日,大江在给笔者发来的传真中曾这样写着他内心里的苦楚和担忧:“祝愿中国和日本的文化交流在这个新年里取得进展。去年,我访问了中国,以此为中心,我还访问了法兰克福和普罗旺斯,确实是收获丰盛的一年。然而在国内,却在教育基本法上吃了败仗,因而也是苦涩和痛苦的一年。”

        这里说的是日本政府依仗执政优势,于2006年12月强行修改战后基于和平宪法而制定、实施了将近60年的《教育基本法》,重新提出战争期间曾灌输的“爱国心”。

        大江没在这份传真里说出的另一件让他为之苦涩和痛苦的事,则是在修改《教育基本法》的同时,防卫厅被升格为防卫省,由此一举完成了“事实改宪”,“和平宪法”随之成为一纸空文。

        而在此前四个月,“日本的政治领导人不愿意重新认识侵略中国和对中国人民干下极为残暴之事的历史并毫无谢罪之意。岂止如此,他们的行为还显示出与承认历史和进行谢罪完全相悖的思维。小泉首相8月15日的参拜,就显示出了这种思维。

        面对这种令人绝望的严峻局面,大江所能做的,就是借助写作《水死》进行思考,试图以此斩杀将给日本带来巨大灾难的王/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从而迎来新生之王/民主主义之时代精神,并时刻准备为这种时代精神而殉死。

        为此,长江古义人和大江健三郎这两个虚拟和实在的人物都把希望放在了远离文化中心的边缘之地以及拥有暴动历史之记忆的边缘人物身上。面对小河的恶行“不屈不挠”的妹妹亚纱是这种边缘人物,再度遭到亲伯父彻夜强奸的髫发子是这种边缘人物,“穴居人”所象征的、远离中心的诸多青年男女演员当然也是这种边缘人物。

        如果说,“父亲”是“为了回避国家的危难,向青年军官们传达杀死人神的指令并将他们引往那个方向”的话,长江古义人则是为了避免“我们的下一代,以及下一代的下一代,都将不会再有希望”的恐怖景象成为现实,而向那些边缘人物乃至更多被唤醒的日本人“传达杀死人神的指令并将他们引往那个方向”,而且同样“将贯穿三卷本的‘杀死人神’并给国家带来巨大恢复的神话构想,……与这个国家的天皇制直接联系在一起进行解读”。

        当然,与“父亲”所不同的是,古义人宁死与之对决进而试图杀死的,是存留于诸多日本人精神底层的、以“天皇陛下万岁”为象征的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这个庞大无比、无处不在的王。这应该是、也只能是“杀王”意象在《水死》中的最大隐喻,也是作者大江健三郎在当下的绝望中寻求新的时代精神的最大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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