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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8月11日 星期日

    第一书评

    神奇大地的道德承诺

    ——读《红襟鸟》有感

    作者:程树榛 《光明日报》( 2013年08月11日 05版)
    《红襟鸟》 车弓 著 作家出版社

     

        读罢车弓(张坚军)的长篇小说《红襟鸟》,心头有些沉甸甸的。耳边响起著名诗人艾青《我爱这土地》里的不朽吟唱: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23年前,我在中国作协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文艺学·文学创作班当指导老师,在那届学生中,涌现出莫言、余华、刘震云、迟子建、毕淑敏等一大批活跃在当今文坛的优秀作家。车弓在他们中间,算是比较“沉默”的一位。他的“沉默”在于,中断将近10年已有所建树的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影视剧本的创作,把注意力集中到新闻领域和对地域文化的研究中去了。在我的印象中,车弓为人诚恳、老实,甚至显得有些“木讷”,但不乏机智和才气,是那种厚积薄发型的作家,我对他一直有所期待。

     

        果然,自2002年始,他接连放飞在心里“憋”了已久的三只“鸟”:一为“报春鸟”——作家出版社2002年版长篇小说《名利圈》,被业内行家认为是“改革开放后,江浙大地农民企业家崛起、改变命运的报春哨音”。继而洋洋70余万字,放飞第二只“太阳鸟”——作家出版社2008年版长篇小说《大商无界》,叙述中国晚清十大商帮转型时期“宁波帮”商人的故事,引起经济界和文艺界的热评。本质憨厚的车弓,继续潜心创作,放飞第三只鸟——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红襟鸟》。这部小说对他立足的这片土地,作出了历史和现实文化学上的阐释,用西方学者荣格致作家海明威的话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块土地。这个人的亡故,就是这块土地的消失”。

     

     

        在众多中国作家的佳作中,不乏寓人物故事于乡土风俗中的小说。车弓作品的特点是善于把重大的历史事件与城市地域文化精神糅合在一处,这就使小说中的人物命运产生社会现实意义。

     

        《红襟鸟》这本书,讲述了一个新四军老战士波澜壮阔的一生。主人公张永成出生在浙东山区一个叫白鹤桥的村子里,当时的生存环境贫困恶劣,后来被“逼”参加革命。作者在卷一《家族前史》中有生动的概括:村口有架大辘轳车,人上山要“转动辘轳轮子摇上来”。路还是有的,“得转三个大弯子,多了五六里行程”。太祖父张圣朝觉得这地方“活得没精神”,出洋开西药房,结果被洋医罗瑞德父女“偷”走祖传药方败家。祖父张友香再下南洋,又因“为革命党买枪炮”而惨死他乡。接下来伯父张振宗继承祖业,却因为信仰不同“兄弟相残”,杀害他的父亲张振耀。侄儿张永发(张永成之兄)为报父仇认敌为友,“借日本人的力量灭了寡情的大伯”,致使“张氏廿四房”家族,终于彻底地败落下来。

     

        故事在卷二《张永成的婚姻生活》才转入正题。在那些看似“轻松”的话题中,作者不慌不忙地讲述了张永成摒弃亲情,枪决“给志愿军造假药、产生恶劣后果”的同胞兄弟张永发,富有人情味地收养侄儿“小东西”(即后来继任他工作岗位的张建国)。小说按人物性格发展脉络,徐徐展开故事情节,把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寓入家庭中,埋下一个要继承祖先宏愿、壮志满怀却缺乏科学常识的理想革命者“改天换地”的伏笔。

     

        故事在卷三《战士与土地》中全面展开。为改变这块土地面貌,张永成付出了个人和家庭的“幸福”,“围海建塘”增加土地面积,改变县里“人均土地不到半亩”的境况。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十几年后改革开放,继子张建国(小东西)根据科学决策,在牺牲“69条活生生的生命”的纪念碑前,否定了他这代人认为是“政绩”的浩大工程,“开塘引水、废田归渔发展生产,让村民迅速富裕起来”。失望的张永成尽管苦恼,但为了人民的利益服从真理,把“权力”与职务让位于新一代干部。

     

        在小说卷四《兄弟俩的纠结》中,离休后“回村修路”、让“山上与山下一样富裕起来”而“隔海观潮”的张永成,在“儿媳”陈小燕(兵团知青)兑现对另一块土地的承诺中,“逼使”张建国舍弃已经成功的事业而重返内蒙古,报答草原对他的“哺育与恩情”;“逼走”下岗的长子张启明“不做窝囊废”,“像鸟儿一样觅食而南下深圳淘金”……

     

        由于兄弟仨“思维观点的差异”,结局并没有像张永成所憧憬的那般“美满”。在卷五《心在远方》中,白发鹤面、已然暮年的张永成和此时变得与他同心同德的妻子李纹,不但经受了“启明的公司跨国投资炒股破产、为道德承诺赔偿损失”的“金融风暴”,而且还遭受了晚年“失子之痛”。

     

        然而,时代发展了,这片土地终于变得富庶。在山林里红襟鸟的吟唱声中,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美好。

     

     

        初读车弓的小说,感觉有些“累”。由于承担重大社会现实,小说开篇就很凝重,像嚼着一颗青橄榄。但读着读着,滋味就慢慢出来了。直至读完全书,虽然心头沉甸甸,却觉得回味无穷、爱不释手。车弓的创作手法朴实无华,全书由平凡的事件和细节组合,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他把人物“拿到火上烤,滚水烫”,深入到“人的心灵深处去”,像电影镜头一样展现在人眼前,使你无法离开他。

     

        这部小说对社会现实的观察,堪称有一定深度。作者通过一位新四军老战士心灵史诗的叙述,凝聚我国江南地区时代变迁的百年风云,使小说有历史厚重感。战士张永成的一生,为兑现祖先承诺、改变这块土地面貌而战。他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现实主义者。他身上有着许多历史遗留的“旧式农民”品性,同时又具有革命者“信仰坚定、百战不殆、勇往直前”的气质。他是质朴的,又是复杂的,在理想与现实交织的环境中,他“出淤泥而不染”,至死信仰不变。在他的身上,散发出这个社会值得推崇的道德力量和人文精神。

     

        车弓通过他的三部长篇小说,试图为一个城市的品质立言。书中时时处处洋溢着浓郁的风土人情,有着特有的城市地域文化痕迹,如小说中的山(四明山)、小说中的水(三江水),而小说中的人物,散发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理性之美。他们不同于陈忠实的《白鹿原》,也不同于莫言的《红高粱》和《丰乳肥臀》,是江南特有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孕育的产物。(作者为《人民文学》原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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