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让公务接待转嫁企业

    自要求实行“三公消费”公开以来，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务接待支出情况受到了社会公众的全面监督，一些超预算、超标准的公务接待得到了有效遏制。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些地方政府想尽办法把公务接待进行“转移”，即在公开的预决算账面上，公务接待支出数额确实逐年减少了，但实际上，有些地方只不过是把相关公务接待进行技术性处理而已。

    公务接待的转移或转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内部转移”，以内部“小金库”、办公费用或其他合理开支来代替公务接待支出；另一种是“外部转嫁”，让私营企业、下属单位或利益相关者来替政府部门买单，从而在账面上减少公务接待支出。从危害性角度来看，外部转嫁比内部转移更为恶劣，也更难得到监督和制约，毕竟公务接待的外部转嫁显得更为隐蔽，一直处于监管的薄弱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从制度设计层面来看，目前廉政法规制度并没有对公务接待外部转嫁等行为作出明确规定，个别相关规定散见于党内廉政法规，尚未形成规范化和系统化，比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治理向企业乱收费、乱罚款和各种摊派等问题的决定》（1997）规定“严禁机关、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到企业报销各种费用”、《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2010）规定党员领导干部不准“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宴请以及旅游、健身、娱乐等活动安排”。在具体操作层面，我们仍缺乏针对公务接待外部转嫁的约束机制，仍缺乏可资引用的公务行为伦理准则和惩处依据。

    从反腐倡廉建设角度来看，公务接待的外部转嫁是一种严重的利益冲突行为。当前，国际社会已形成一个共识，即认为利益冲突是产生腐败的重要根源，防止利益冲突是防治腐败的根本措施。利益冲突是一个特定的廉政概念，其外在表现为公共权力的非公共使用。在发生利益冲突的情况下，即使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没有直接收取贿赂，也没有明显违反规章制度的相关规定，但却可以暗地里通过政策偏袒、内部信息和做人情等手段为利益相关者提供方便。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公众之所以会产生“习惯性猜想”，自觉不自觉地质疑公共资源配置、公共资产交易、公共产品提供背后存在“猫腻”，其原因就在于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没有处理好利益冲突问题。

    政府部门要避免公务接待的外部转嫁，其关键在于防止利益冲突，避免陷入利益的羁绊，保证政府的廉洁性。在社会管理和市场监管过程中，政府部门扮演着裁判者角色，要求处于中立和公正的地位。当前，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利用特权优势，把公务接待转移给企业，那么当企业违反政策规定而有求于政府部门时，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还能保证中立性和公正性吗？他们的政府行为还能获得社会信任吗？他们从中所获取的好处能保证是正当的吗？答案是显然的。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让企业为公务接待买单，事实上已构成一种权钱交易和变相行贿，其实质是《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所提出的“合法伤害”。企业之所以愿意承担公务接待的外部转嫁成本，其中的寻租意向不言自明。在中国式的饭局中，企业可以与政府部门形成合谋关系，相互投桃报李，实现利益均沾，从而把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纳入特定的利益关系网。可以说，公务接待的外部转嫁，不仅会损害公务接待腐败治理本身的成效，让治理工作流于形式，而且更严重的是损害政府的公信力，让政府的其他政治承诺和改革措施连带受到社会公众的质疑。

    要解决公务接待外部转嫁问题，不能靠政府部门的自我承诺，搞运动式的专项治理，更不能仅仅停留在账面数额控制方面，这些表面的账面管理并不能说明实质性的公务接待行为，而应从国家治理和廉洁政治建设入手，一方面着力制约公共权力，压缩公共权力的腐败空间，另一方面着力切断权力与利益之间的不正当关联，消除特权消费，破除部门利益及其特殊利益关系网。既得利益是治理公务接待外部转嫁的最大阻碍因素，不破除部门利益，不切断利益输送，就难以保证公务接待腐败的治理成效。唯有此，我们才可能消除公务接待外部转嫁的内在症结，避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应急式治理。（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