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语制的世界更精彩

    语言和文字是文化传播的载体，许多文化是通过文字乃至语言的口头传播流传至今的。一种语言或文字的消失，则意味着一种文化的消亡。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当今世界，许多“小语言”正面临着外来语言的进攻，但从长远来看，多语言和多元文化“百花齐放”的局面必将成为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

    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的一组数据：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使用者达13亿之众，此外，汉语还是6000多万海外华人、华侨的通用语言；以英语为母语或官方语言的国家有40多个，而民间以英语为主要交流语言的国家则在60至70个左右，总数为10亿人左右；印度以印地语为母语的人数超过1.8亿人，把它作为日常用语的有4.5亿人，而能进行简单交流的人数占全国人口的73％，接近8亿人；全球将法语作为母语或官方语言之一的国家有法国、瑞士、比利时、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海地及20多个非洲国家，人口在3亿左右；全球使用西班牙语的国家除西班牙外，囊括几乎整个拉丁美洲，使用西班牙语的人数超过3.5亿人；阿拉伯语是27个亚非国家的语言，以阿拉伯语为母语的人数超过2亿人，同时，阿拉伯语是全世界穆斯林的宗教语言；除俄罗斯外，独联体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懂俄语的人数也在2亿以上。这说明，英语远未“一统天下”。

    我们知道，联合国有英语、法语、汉语、俄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6种工作语言。此外，在联合国直属机构和国际组织中，有的以西班牙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有的将阿拉伯语作为第一官方语言。笔者曾受邀在日内瓦举办的“联合国与多语言制”国际研讨会担当法语论坛主持人，之所以邀请笔者当主持人，大概是“法语维护者”为了凸显笔者来自非法语国家而有意为之。由此可见，联合国已经意识到系统内英语“一枝独秀”的倾向，并提出在国际组织中“语言平等”的建议。

    二战后，由于美国推出扶掖欧洲的“马歇尔计划”等原因，欧洲的一些国家对美国有种“感恩戴德”之情。此外，作为移民国家，美国是一个“种族和文化大熔炉”，可以伸出众多触角，美国文化和语言（英语）伴随着经济援助涌入欧洲，并向全世界蔓延。随着美国高科技的发展，英语随着各类新型电子产品和美国影视娱乐产品传遍世界，以至于如今欧洲大陆充斥着美国文化艺术和社会价值观，而这种现象在世界各地也并不鲜见。过分夸大英语作为国际交际语言的作用，实质上是维护以美国为首的英语国家文化，宣扬其价值观。各国有权利和义务争取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文字。

    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而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对语言的歧视实际上包含着对其他文化的排斥和轻视。当我们面对一种外来文化的传播时，首先面对的是语言和文字问题。另外，世界上一些国家存在着“同国不同语”的现象。瑞士有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列托-罗马语四个语言区；比利时有法语和弗拉芒语两个语区；芬兰有芬兰语和瑞典语两个语区；加拿大有英语和法语两个语区；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有以前宗主国语言和本地语言的双重或三重官方语言的现象。英语远非“国际语言”。

    语言体现了民族自尊和自信，语言是民族感情的宣泄，一些国家的长篇史诗是通过口口相传而保留至今，如果语言消失，文化的传承将出现自然的断层。在现实生活中，非英语国家从本质上十分排斥这种“语言帝国主义”倾向。欧盟是最好的例证。欧盟开会时一字排开的二十多种语言的同声传译室堪称一景，欧盟冀“语言文字”来体现内部的平等。法德边境地区的阿尔萨斯-洛林曾是历史上法德争夺的要地，该地区的归属多次易手。每当该地区“换了祖国”，首先改变的是语言。法国作家阿尔封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就是最好的证据。由于历史原因，马格里布国家的学校使用的绝大多数学校教材还是法国的，但除了学校和一些官方场合外，阿拉伯语才是他们真正的国语。在非洲以法语和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基本讲本国官方语言或本民族语言。在与任何国家人士交往过程中，使用当地语言表达了对他们的尊重和理解，少了“大国沙文主义”成分，却拉近了与对话者之间的距离。

    语言和文字有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固然，不同的语言和文字是可以翻译来相互沟通的，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文字之后，便“染上”了另外一种语言和文字的特征，英语远不能准确地表达不同语言国家的文化内涵。比利时画家埃尔热的《丁丁历险记》被翻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几十种文字，销售量超过2亿册。该作品中的主人公丁丁有个形影不离的小狗米卢。米卢原本是埃尔热的女友的名字，埃尔热将小狗命名为米卢，带有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该书翻译成英文后，为适应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米卢被改成白雪，而早期中文译本则源于英文版本，这种“以讹传讹”的翻译失去了埃尔热的创作本意和韵味。由此可见，不同的语言诠释出不同的“文化”内涵。

    当然，我们不能以任何借口对外来文化一概拒绝，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某种语言或强势文化在世界称雄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值得研究、借鉴和发展。早在1862年，中国清政府就成立了第一所英、法语学校“同文馆”，翻译国外书籍、文献，培养外语人才，为中国人走出国门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上世纪50年代，林语堂先生在研读了古今中外300多位思想家之后，用英文撰写了《美国的智慧》一书，为世界了解美国打开了一扇窗。通晓多种外语的大儒辜鸿铭先生用中文和外文发表了大量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文章，让世界了解中国。法国社会学家弗雷德里克·马特尔历时4年遍访美国35个州110座城市，采访了博物馆、基金会、高等院校、非政府组织、慈善机构、艺术团体、出版公司，查阅了大量的甚至从未公开的档案，访谈700多人次，最近出版了《论美国文化——在本土和全球化之间双向运行的文化体制》一书，试图解答是什么造就了美国文化的实力和美国人如何影响世界文化等问题。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教育投资力度的加大，国内开设“小语种”的高等院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根据2010年中法两国元首达成的协议，到2015年，中国留法学生的数量还将翻一番，达到5万人。与此同时，中国内地现有10万多人在学习法语。中国如果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使用“小语种”人才，不仅可以很好地解决国内“小语种”专业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且体现了语言平等的宗旨，在感情上拉近中国与“小语种”国家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