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生死邮路”

    25年前，在连续两任投递员在送邮途中牺牲后，重庆市巫山县庙堂乡已经成了令人闻之色变的“生死邮路”。1988年3月，刚刚参加完遇难投递员葬礼的王安兰，成了庙堂乡第5任“步班投递员”。

一整天见不到一个人影

    素有“小西藏”之称的庙堂乡，曾被列为“中国最贫困的10个乡镇”之一。这里地处大巴山深处，东连神农架，南靠巫山，西临平河，北接湖北当阳，全乡平均海拔2000米，乡政府所在地距县城175公里。从公路尽头的官阳镇到庙堂乡，约80公里的羊肠小道要翻过多座海拔超过3000米的大山，很多地方只能手脚并用在悬崖峭壁间爬行。1998年前，这里曾是巫山县唯一不通公路不通电的乡，当地约80%的居民从未到过县城。这个“小西藏”的对外联系，全靠王安兰这样的步班投递员。

    王安兰每次从镇里取回的邮包差不多有50公斤。那是一条孤独得让人心生恐惧的邮路。82平方公里的庙堂乡，5个村只有627户人家，有时在山里走整整一天，也见不到一个人影。有些村民居住的地方海拔有2700多米，天气变化无常，但王安兰一直坚持将邮件直接送到每个村民手中。

    在庙堂乡被整体搬迁前，王安兰已在这里做了19年的步班投递员，曾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19年间，王安兰共投递邮件131万件，投递党报党刊80万件，从未发生过积压和延误。他“爬行”过的山路超过16万公里，相当于绕了赤道4圈。

一盏灯，照亮他回家的路

    7月21日早上7时15分，王安兰像往常一样背着邮件早早地出门，一路上他不停地与来往的村民打招呼。这段时间来的高考录取通知书很多，他每天至少要送60封快递和挂号信件。

    2009年，庙堂乡实施整体生态搬迁，600多户村民陆续离开后，王安兰来到官阳镇做投递员，主要负责场镇和村部邮件的投递。虽然去最远的村还是要走整整1天，但王安兰夫妇对此仍心存感激，总想着能给人们多回报点什么。听说官阳小学有两个父母双亡的女孩，他马上要求对她们进行长期资助。

    王安兰的妻子陶朝香身患残疾，每月要几百元医药费，他本人的收入也不高。除了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夫妇俩将王安兰剩余的工资都用来资助贫困儿童。“我们的能力有限，帮不到太多的忙。我们只希望孩子每天都能吃上好一点的早餐和午饭。”陶朝香说，“现在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都很感恩，希望多尽自己的一份力。”

    穿越“生死邮路”的日子里，唯一曾让王安兰想到过放弃这份工作的，就是他的妻子。这同时也是让他坚持下来的精神支柱。陶朝香的脊髓炎会不时发作，一发作就全身疼，只能斜躺在床上。在庙堂乡做投递员时，王安兰常常一出去就是好几天，回来也是匆匆忙忙，在妻子生病期间也经常没时间给她做饭。但陶朝香从来没有一句怨言。每天晚上，她都会亮着一盏灯，照亮丈夫回家的路。

“希望60岁时还能为乡亲们送信”

    50岁的王安兰，已经当了25年的步班投递员。邮局只要求将邮件送到村里，但王安兰还是坚持将信件、包裹一一送到每个村民手上。“我们还经常请他帮忙取钱或者邮寄信件，他也从来都没有推辞过。时间久了，我们都把他当亲人了，彼此都舍不得了。”原庙堂乡庙堂村6社村民李乾贵说。

    庙堂乡整体搬迁后，曾经和王安兰亲如家人的乡亲们分散各地，过去大家都没有用电话的习惯，分散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王安兰甚至开始有些怀念“生死邮路”上的那些历险。有一次，他连夜给相距1天路程的陈少辽家送电报，返回时在山顶遇上大雨，手电筒也坏了。这是一个方圆20公里没有人家的蛮荒地带，王安兰在狂风暴雨中摸索着躲进一个岩石凹陷处。听着风声、雨声在山林间的怪叫，他想起那封陈少辽儿子在煤矿遇难的电报，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他想生一堆火给自己壮壮胆，但树枝被淋湿了烧不着。王安兰将能摸到的石头全部放到脚边，将邮包紧紧抱在身前，然后一根接一根划火柴。最后一根火柴燃尽后，眼前显得更加幽深黑暗……

    王安兰就这样坐了一个晚上。密林里不时有野猪穿行，他的脑子里一遍一遍闪过家里亮着的灯、等他回家的妻子和在外打工的儿子。“越难，越能体现我们的价值。”王安兰说，“我希望到60岁的时候，还能像这样为乡亲们送信。”（本报记者 张国圣 本报通讯员 孙勤瑜 向君玲）

对话王安兰

    记者：“生死邮路”什么时候最危险？

    王安兰：很多路段什么时候都是危险的，手上一松，脚下一滑，人就下去了。下去就是几百米上千米，根本没有生还的机会。下雪结冰和暴雨大风最要命，全身绷得紧紧的，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手上要抓牢实，脚下要踩实，否则不能迈步。

    记者：你经历过这样的生死场景吗？

    王安兰：太多了，有时反而记不得了。我还记得的就是被吓哭的那一次，连夜给陈少辽送他儿子遇难的电报，回来时半夜在山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手电筒也坏了。我一根接一根地划火柴给自己壮胆。火柴划完后，在电闪雷鸣中想到自己孤零零被困在方圆20公里没有人家的深山，突然害怕得不行了。

    记者：邮局只要求将邮件送到村部，你为什么非得自己送到村民手中？

    王安兰：那时的庙堂乡，地太偏了，人太穷了。那里对外联系本来就少，邮件放到村里，很多人十天半月不去一趟，万一误了人家的事儿，怎么得了？当时村里很多的老人小孩，生产生活都靠在外打工的人寄钱，真要压个十天半月，老老少少的就可能没米下锅了。

    记者：你经常一走就是一两天、三四天，路上吃什么喝什么？

    王安兰：我出去时包里都背着一二十只洋芋，饿了就烤几只。山上能找到水，喝的好解决。每次接到邮件的时候，乡亲们都要问我吃饭没有，我说吃了，他们也要让我再吃一点。他们都把我当作亲人，我特别感动。（本报记者 张国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