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运动鞋,有可能就穿过一双东莞裕元厂做的鞋子。裕元在东莞的工厂里有7万人。1991年周银芳加入裕元,那时她才17岁。她在厂里遇到她现在的丈夫,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和老板谈判升了职,现在是管理1500个工人的主管。“我想在这里干到退休。”她告诉我。她今年三十岁,但声音已经像老妪一样嘶哑。用工人们的话说,裕元所有管理层的声音,都是嘶哑刺耳的,这是长年累月在机器的轰鸣中扯着嗓子喊话的结果。
向上流动是可能的;生产需求如此巨大,裕元必须从内部提拔。公司几乎所有的管理层,从生产线的监管到整个工厂的头头脑脑,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农民工。
生产线外的生活
一到周末,生产线停工,裕元大院里的氛围就变了。那些平时走路带风面无表情的女孩们放慢节奏,变得懒洋洋的。她们和女友们手牵手散步,工牌挂在脖子上,或是拴在腰带的链子上,好像美国学校里的清洁工。她们边走边用方言大声交谈;她们露出肌肤,她们穿吊带背心和牛仔裤,或是黑色晚礼服和高跟鞋;有时候几个朋友会穿得一模一样出门,对世界宣告她们彼此共同的忠诚。她们吃着卷筒冰淇淋,三三两两光脚坐在小片的草坪上,看杂志或者分享秘密。有时候一个姑娘独自坐在那里,对着空气发呆。
宿舍里没有隐私的空间。楼上的人光着手臂靠在阳台栏杆上,呼唤楼下几层的朋友。流行歌曲从磁带卡座里迸发出来,冲进雾蒙蒙的早晨。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空气里弥漫着晾晒衣服的味道;漂白粉、洗洁剂和潮湿味儿是裕元厂里永恒的气味。
6月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J楼805室的几个姑娘躺在上下铺上聊天。房间乱蓬蓬的好似睡衣派对的尾声,虽然已经11点了,姑娘们还窝在睡衣里。
“你要是认识村子外的男人,”一个姑娘说,“就不会知道他的真面目,也不会了解他的家庭。”
“如果你在外面交男朋友,爸妈在老家就会没面子。”
“你跟一些人交了朋友,然后回到家就失去联系。”
“你回老家的时候,会发现别人知道你所有的事情。”
十个女孩住在J805,这个八楼的房间有22个平方,里面摆了两排金属的上下铺。每个女孩有一格壁柜,放衣服、零食、化妆品和首饰;就像美国高中女生的储物柜一样,她们用电影明星的杂志图片装饰内壁。床底下是鞋子的墓地,高跟鞋、运动鞋、Hello-Kitty的人字拖。这幢楼里住了两千个工人。
家的困惑
J805的姑娘们在裕元八厂工作,这个厂生产阿迪达斯和萨洛蒙的鞋子。现在她们每天只工作十个半小时,外加星期六放半天甚至整天的假。在东莞制造业的世界里,这就是淡季了。一些姑娘计划回家度假,但是她们所制造的鞋子部件不一样,路径也就不一样。那些做鞋底的女孩可以离开。裁断工和缝纫工则必须留下。
21岁的贾纪梅冲进房间,炫耀她刚才出去买到的东西:火车上吃的零食和给家里人买的卡式录音机。她是河南人,在鞋底部打工,刚获准了一个月的假期,准备回家。“这两个晚上我都睡不着,”她说,“一晓得要回家,其他啥事你都不会想了”。
张倩倩是安徽来的小姑娘,她从楼下七层到八楼玩,看贾纪梅为回家做准备。她是个裁断工,所以她得留下来。“我回家的时候,无聊得要死,”倩倩说,“没有电视,没有录音机。家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整天就我一个人。”
“我奶奶天一亮就起床做早饭,”她接着说,“叫我吃饭,有时候我还在睡觉。然后我爸就说我,‘你还在床上躺着,都不来吃你奶奶为你做的早饭。’在家里,总有人在说你。”
“你在家里坐不住,”李晓燕同意倩倩的说法。李晓燕是来自湖南的室友,也是一个裁断工。这些姑娘和家里的关系很复杂。在外的时候,她们很累,觉得孤单,一直说要回家;而一回家,她们就很快厌倦了,又渴望再出来。
相见时难别时易
农历7月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裕元的生产节奏降至龟速。越来越多的工人回家休假,宿舍里空空如也。那些留下来的工人一天只工作8个小时,每周5天。西方白领的正常作息在这里就好比是天堂。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去看倩倩的时候,她睡到十点过后才起床。她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慢慢地从她的上铺晃下来。她套上一件绿色的吊带衫,一条一个裤腿上绣花直到脚跟的牛仔裤,和一双斑驳的尖头高跟鞋。“一年当中,只有这几个月有点意思。”她说。越过两个床铺,她的室友坐在床上无声地练着英语。她在读厂里组织的每周一次的英语班。她那本常常翻阅的书里面的句子很奇怪。
这是厕所。他从秘鲁来。
另一个有点意义:
不要失去这次机会。
倩倩走到楼下,走过另一幢宿舍楼,穿过工厂大门。在人行道上,太阳光如此强烈,路面白得刺眼,就像曝光过度的照片。倩倩走进一家百货商场,径直被吸引到摆了亮片高跟鞋的货架那边。她把玩着一双黄色的松糕鞋,鞋绾带上有3颗闪亮的粉色桃心,就好像情人节的糖果一样。“今年这种很流行。”她说。在礼品区,她指着一个里面镶了假玫瑰花的相框说,她送过一个给朋友做生日礼物。
回到荒漠一样的大街上,她冲着一个路过的姑娘叫起来。“徐季梅!你去哪里了?”
一个头发挑染成红色的姑娘停下脚步。她背着一个尼龙的耐克双肩包。“我要回家。”她说。
“你要回家?现在?”
“现在。”
倩倩一把抓住那姑娘的手。“好吧,那再见。”她说。
她看着那姑娘走远。“你在工厂里认识许多这样的朋友,然后她们就回家了。”
“你们还保持联系吗?”我问她。
“很难。有时候我们会交换地址。”她在东莞最好的朋友就是她第一次进裕元的时候认识的。倩倩经常在不上班的日子去看这位朋友。保持联系要花费功夫和精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打工女孩的好朋友只有这么几个。这个世界里,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千里之外,倩倩的父母也要她回去,但另一方面,他们要求她寄回去更多的钱。她在出来的头两个月里给了他们近五千块钱,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寄过钱了。在她们村里,传统上父母会给成年的儿子盖一幢房子,给他婚后居住;倩倩的弟弟才14岁,但她的父母已经在为这笔开销着急了。
家里人试图从村里遥控她们的女儿。寄钱回家。别在外面找男朋友。快点结婚。而大部分女孩子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事情。倩倩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她在厂里的电话——她想打回家的时候就会打给他们。他们总是在家。
逃离生产线
裕元厂前面的主街道上,许多巷子从商店与商店的间隔后面延伸出去。巷子的尽头是农田。就在工厂世界的边界外,已过中年的男女在绿叶菜田上劳作,天上的云,也保护不了他们免受日光的强烈照射。
中国传统的农历把一年分为24个节气,每隔两个星期就有农作的指令。裕元厂里的姑娘对农业作息一无所知。回家的时候,父母通常不会让她们干农活;如果去田里帮忙,他们会晒伤,也会因为农活不熟练而起水泡。一个打工妹向我描述在家里典型的一天:
6:30起床。看电视——新闻焦点,然后是电视剧。一直看到下午一两点。睡个午觉,周围散个步。吃晚饭,然后十点睡觉。
全球制鞋业的历法也在春天开始加速。3月,机器开转,四五六月加速运转,在欧美夏季海运季之前做好鞋子。7月——当农历催促农民们在雨季来临之前赶紧夏收时——制鞋业陷入萧条状态。8月的订单量下降到最低,有时候生产线只运转全部产能的百分之二十。九十月的生意多了起来,机器不停转,预期产能紧张将会到来。12月是拼老命的时间,每个人拧紧发条加班,以满足圣诞节蜂拥而至的订单。圣诞节过后,节奏慢了下来,直到第二年春天再次到来。
姑娘们很快就了解鞋子的节气,以及每天的节奏。
8月是灌溉玉米和准备种植冬麦的时节。在裕元的工厂里,新的一季比预期要来得早一些:这是奔向圣诞节的长距离助跑。夏天的清闲日子过后,姑娘们的工作日每天都在加班,整个星期六也加班。流水线上,她们干得更快,话也更少。
“我头痛死了。”倩倩在8月初的一天早上说,“本来应该是淡季的,但是我们有这么多订单。”
宿舍楼的J805室里,贾纪梅从老家回到工厂。她坐在下铺,无精打采,面无笑容。
“我不想回来的,”她慢慢地说,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但是家里没有事做。如果老家附近有事做的话,离家近一点就好了。回到这里我很不爽。我真的不想回这里上班。”
然而眼下有更令人不安的变化:工厂每年都会重新分配宿舍,目的是为了顾及这一年新进和离职的人,以确保每个生产团队住在一起。但这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天翻地覆。“我们已经在这里交到朋友了,”贾纪梅说,“现在可能又要散了。”
8月下旬,工人们搬往新的宿舍。在裕元这样规模的工厂里,曾经朝夕相处的姑娘们突然不知道如何再找到她们的朋友。许多人从此失去了联系。
搬完宿舍后,倩倩消失了,整个9月我都在找她。
10月中旬的某个周日下午,一个我在倩倩以前的宿舍里认识的年轻姑娘带我找到了她。
一个单人间,一张双人床,倩倩坐在床上,穿着T恤和热裤,光着脚。她朝我笑了一下,那一丝微笑转瞬即逝,有点勉强,好像她并不乐意被人发现。
8月的发饷日后,她退出裕元,离开流水线,没有获得离职批准,也没有拿回公司欠她的薪水。从那个时候起,她和不同的朋友一起合住,她眼下借住的是一个名叫葛丽的女孩和男朋友同居的住处。她在考虑,是回家还是进另一家厂。
“你为什么离开裕元?”我问倩倩。
“没意思。”她说。之后,尽管我以不同的方式又问她几次,她都不愿意再说什么。
收获时节
我再去裕元的时候,已经过了元旦。女孩们身穿薄棉袄,冷得直耸肩膀。受冻看起来是个务实的决定:东莞的冬天不长,花钱买件暖和的外套并不划算。我进去的时候,贾纪梅刚好回宿舍,她看到我的时候笑了笑。她的头发挑染成了深红色。
圣诞节一过,厂里的活儿开始放缓,现在是传统农历占上风。刚来东莞的打工族,通常孤单而盲目地四处游荡,那些回家的人就不一样。她们昂首挺胸成群结队地走着;她们看起来很开心,也认得路。她们口袋里有钱,手里大包小包拿着带给家人的礼物——CD唱机、被褥、给小孩子的糖果。在老家,现在是农历大寒,是迎接新年的季节,也是东莞历上收获辛苦一年所得的季节,是现在唯一重要的收获季节。(摘自《打工女孩》,张彤禾著,张坤、吴怡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