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蔽天松林的细小青草”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1953年11月，19岁的王蒙以这样一首诗为序开启了《青春万岁》的创作。

    “新中国建立的时候我15岁。我们这一批赶上了旧中国的灭亡、新中国的建立的青年，对于革命胜利的凯歌，对于新中国的百废俱兴，对于前景的无限憧憬，都是难忘的。我深知这一切将会随着时间而慢慢远去，我觉得我应该把这刻骨铭心的一切写下来。”王蒙如此回忆当时的创作意图。

    《青春万岁》讲述了“女七中”一个班级中高中生的故事。她们家世迥异：有父亲被美军碾死但积极向上的青年共产党员郑波，有在旧社会资本家家庭中长大的苏宁，有自小在洋人教会里长大、对宗教深信不疑的孤儿呼玛丽……而无论她们出身如何，最后都在新时代的感染下，努力学习、努力融入新社会，与旧社会彻底决裂、奔向美好的新生活——“作如此安排，是生活的实在，没有那种万众一心的对于新中国、新生活的期待，就不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王蒙说道。

    将时间跨度安排在1949年到1953年，是因为那是新中国初生的年月——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新区土改、城市恢复生产，人们尤其是青年们对未来充满了热望。而同时，与旧势力诀别的斗争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抗美援朝……“当时的新中国处于激烈的内外斗争之中，到了1953年，才尘埃落定，新的生活正式开始了。这样的背景，使这部小说填补了历史与文学的空白。”王蒙这样看《青春万岁》诞生的背景和文史意义。

    1978年第一次刊印的《青春万岁》的后记这样写道：“一个穿越过蔽天松林的人还会注视细小的青草吗？一个经历过海洋的风浪的人还会喜欢树叶上的露珠吗？”——作者何以选取这么纤细的题材，而不是更广阔地勾勒时代的风雨呢？

    “当时的作者也正像他描写的主人公那样，还太年轻。书里写的是一些城市里的中学生，她们参加了人民民主革命，她们爱党、爱新社会，但是她们对于革命、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仍很肤浅。但这种爱，毕竟是好的，是格外宝贵的、是十分真诚的。五十年代的中学生生活中的某些优良传统和美好画面，如班级丰富多彩的生活、同学们之间的友爱互助、一代青年对于社会主义祖国的无限深情，值得温习、值得纪念。”这个“往日的带着露珠的小草儿”多少也反映着“新中国朝日的光辉”，王蒙如此回答。

    “乐观向上、激情充沛”是王蒙作品给人的一贯印象，这部描写少女生活和心理世界的小说亦体现了他对生活惯有的细致体察。李春的懊恼、呼玛丽对“毛毛乖”朦胧的依赖、郑波对待爱情到来时的慌乱……都在他柔和舒缓的叙述中铺展开来，甚至连景物的描写都温柔含情——“早来的，孤单的雪花就是这样软弱，她经不起一个姑娘的温暖啊！”

    一个青年男子何以对生活有如此细致的观察？

    “所以说，注定了我该写小说，该做文学啊。也没有啥了不起，萧洛霍夫十六岁就开始写《静静的顿河》喽。”王蒙笑答。

    那么如何看待当下的青春文学呢？

    “谁的青春也不是吃素的，各代人都有自己的堪称‘万岁’的青春。当然，各类青春作品，也确有自己提升精神品质与精神境界的空间。把青春搞得鼠目寸光，嘀嘀咕咕、骂骂咧咧，满口脏话，一副小无赖样，是不可取的。”王蒙说。

    当下的年轻人该拥有怎样的青春呢？各人的情况不同，王蒙并不想替他们制定统一的标准。“青春有无限的可能性，生活、理想、事业、爱情、家庭、搏斗还有快乐，它们都等待着青年人的努力。不战而败是最大的遗憾，不青春而衰老，是最大的痛苦。搏斗过了，努力过了，生活过了，没有白来一遭，没有虚度青春，那么我就祝贺他们。”

    《青春万岁》在开始写作的25年后刊出了第一版，至今仍不断再版，发行量已超过50万册，连续印发了35年；它并不是最畅销的书，却是长销书。

    当记者问及王蒙，今天还期待这本书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时，他写下了16个字：“温故知新，活力常在，理想不息，奋斗不止。”（本报记者 韩 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