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核心提示

 

    ●需求结构不平衡，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中产陷阱”影响日益凸显

 

    ●“阶层固化”苗头显现，人员流动的通道变窄，成为不容回避的难题

 

    ●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

 

    国家统计局7月1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649元，中位数则为11938元；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4817元，中位数则为4171元。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中位数相差1711元，与去年同期1572元相比有扩大趋势；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与中位数相差646元，与去年同期613元相比也有小幅上涨。

 

    “平均数”和“中位数”差距扩大的现象再次说明，我国转型中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事实。这一事实也警示我们，在我国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时期，容易出现经济发展失调、收入差距扩大等问题，使得发展容易掉进“中等收入陷阱”。

 

    未来，中国会不会深陷其中，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这道坎儿？

 

1、“安全感”缺失：中产阶层的困惑和焦虑

 

    姚立新是北京市某高校2012年硕士毕业生，目前在一家高新技术企业从事新材料的研发工作。和众多“北漂族”一样，他每天上班要挤地铁，下了班就宅在家里玩网游，因为“外面的那些娱乐消费都太贵了”。

 

    谈到自己的收入支配问题，姚立新说，自己就是给北京GDP“扯后腿”的，“除了日常开销，我基本没给GDP作什么贡献”。

 

    他介绍说，自己每个月的平均税前收入约7200元，包括基础工资、职位工资和奖金。扣除五险一金800元及个税207元后，实发工资约6000元。在有些人看来，对刚毕业的学生来说这一工资水平已经很不错了，但除去各种开销后，他的积蓄不到工资的一半。

 

    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与一个同学合租一套房子，租金2000元；每个月基本伙食费和其他花销约1500元，加上交通费、手机费、上网费、水电费等开支600元，每个月的积蓄不足2000元。

 

    姚立新说，生活在北京让他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给加工资，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

 

    姚立新说出了很多人心中的感受。家庭收入不断上升，消费能力却并未同步增长，投资理财之路崎岖难行、对未来生活充满焦虑不安……当我们的国家正面临“中等收入陷阱”挑战之时，很多人也感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中产陷阱”。

 

    由于需求结构不平衡，我国居民消费率长期偏低，“中产陷阱”影响日益凸显。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一鸣说，2001年至2010年，我国投资率从36.5%上升到48.6%，消费率则从61.4%降到47.4%，其中居民消费率从45.3%降到33.8%，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甚至低于“金砖国家”的巴西、印度。

 

    专家指出，任何一个高收入国家都是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导的“消费型社会”。而我国政府、企业和居民三大收入主体结构中，天平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政府和企业在获得高收入增长的条件下，将较多资金用于投资。分配失衡制约着消费能力，居民消费较难扩大。

 

    王一鸣分析说，对发展公平性重视不够是陷入“中产陷阱”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平发展不仅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创造更为均衡的发展，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从而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

 

    “中等收入陷阱”的另一大诱因是社会风险，即没有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和社会矛盾，进而影响经济增长。

 

    中产阶层的焦虑警示我们，近年来，由于社会事业与经济建设不匹配，居民收入增长赶不上GDP增长，民生改善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百姓普遍感觉“国强民不富”“幸福指数不够高”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2、“阶层固化”凸显：“中等收入陷阱”社会风险加剧

 

    在中产阶级面对的困惑面前通道，我国“阶层固化”苗头显现，人员流动的路变窄，这一问题成为我们研究“中等收入陷阱”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难题。

 

    中国社科院社会所发布的研究报告称，我国中间层只占人口的23%，远低于发达国家70%左右的比重。

 

    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在城市人口中，本地人、外地人，体制内、体制外，户籍、出身……不同标准给人们贴上不同的标签，不同人群“被进入”不同的发展通道，人群结构“代际分化”，底、中、上的阶层分野正在加剧。

 

    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往往呈现扩大趋势。近年来，我国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从城乡看，197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3倍，1983年降到1.82倍，之后持续扩大，2009年扩大到3.33倍；从不同收入群体看，2000年城镇20%的高收入户收入是20%低收入户收入的2.1倍，2009年扩大到5.7倍，农村由同期的6.5倍扩大到7.5倍。

 

    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已经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焦点，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必将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隐患。从拉美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教训看，一个共同特征就是没能有效解决收入差距扩大问题。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自2000年起，我国基尼系数越过0.4的警戒线，2006年曾达到0.49，之后虽有所下降，但目前仍近0.5。不同人群间收入差距的鸿沟加宽，仇官、仇富、仇不公等情绪出现，社会矛盾触点密、燃点低，群体性事件增多。

 

    从全世界看，收入差距过大虽不是用来判断是否掉进“中等收入陷阱”的标志，但它加剧了不平衡，导致的社会问题很可能引发一国落入“陷阱”。拉美一些国家到上世纪90年代末的基尼系数仍高达0.6以上，占其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逾50%，而20%的贫困家庭仅拥有2.5%的社会财富，这正是有的国家迟迟未能迈进高收入国家行列的一个原因。

 

    此外，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仍不健全，标准过低、覆盖面仍过小，一部分人生活陷入困难，易产生不满情绪，形成不安定因素。

 

    “目前的社保体系，一方面，难以对中低收入阶层起到有效保障作用，另一方面，不利于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增加消费。”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指出，社会保障存在的制度和政策障碍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发挥社会保障本身的社会再分配功能和社会基本生存保障功能。

 

3、跨越“陷阱”：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据专家测算，到2022年，我国就将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今后10年是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时期。

 

    “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蔡昉指出，在初次分配领域，首先要纠正以往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做法：“例如，针对行业收入差距中的不公正现象，就应该要求打破行业垄断，引入竞争因素，创造企业充分竞争环境。同时，也要对那些具有垄断地位企业的薪酬进行合理规范和调控。”

 

    “从其他国家经验来看，‘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必然的，西欧、美国、日本等国家都成功地逾越了中等收入阶段，成为高收入国家。”王一鸣认为，下一步，要将调整收入分配放在更加重要的地位，从企业层面来讲，劳动报酬的增长应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保持同步，“应建立和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引入科学机制，给职工表达诉求的渠道和平台”。

 

    “要消除阻碍农民工变为市民的户籍、社保等障碍；保持就业的持续扩大，尤其着力解决大学毕业生技能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以及农民工等群体的就业问题。”蔡昉指出。

 

    跨越“陷阱”，必须不断缩小贫富差距。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鼓励“先富”，更须实现“共富”。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应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让再分配环节更趋公平，进一步降低基尼系数，藏富于民，着力提高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政府要在社会保障、财政转移支付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在此基础上，壮大中间阶层，多创造低层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弱势群体不被边缘化，提升全民的幸福指数。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则认为，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根本在于能否主动、彻底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从低水平、低质量、不可持续的发展转向高水平、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也表示，转方式调结构是世界上许多中等收入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我国避开“陷阱”、再上台阶的现实选择。“要从中等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发达国家，关键就看今后十年尤其‘十二五’是否真正转变了发展方式，而非短期内经济是否保持超高速增长。”张卓元说。

 

    胡鞍钢进一步解释说，消解“中等收入陷阱”的复杂诱因，归根结底靠体制机制改革。“‘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越是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越要用好政府和市场这两只‘手’，在利益格局日益复杂多变的情况下，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深层次破冰，在经济转型中注重政府转型，最大限度地释放发展活力，拓宽发展空间，为跨越‘陷阱’助跑。”（本报记者 邱玥 李慧  本报通讯员 闫萧竹）

 

    我说几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常修泽：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实施均衡性改革战略。均衡性改革的前提是构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的五环式改革布局，且每一环改革都要有均衡点。比如，经济改革主要是寻求市场化与公正化之间的均衡点。如果打破了市场化，则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后退；如果打破了社会公正，则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动荡。再如社会改革，应寻求多元阶层“社会共生”的均衡点，努力形成“穷人不能再穷、富人不能出走、中产必须扩大”的局面。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蔡洪滨：

 

    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是提高社会流动性，防止社会阶层固化。对许多国家的研究表明，社会流动性越高的国家，其长期经济增长速度就越高。典型的例子就是欧洲国家的高社会流动性带来了经济的高增长，而拉美国家的低增长速度在相当程度上源于其过低的社会流动性。社会流动性的下降，正是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我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逆转社会流动性下降的趋势。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孙学工：

 

    我国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道路上面临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挑战。面对新的挑战，需要探寻新的发展模式。新的发展模式的关键要素应该包括：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战略，以创新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调整战略，以消费为中心的内需拉动战略，以农民工市民化为中心的城镇化战略，以内外平衡为中心的对外经济战略，资源节约和环境可持续战略。要推动我国经济向这一新的发展模式转型，需要进一步推进重点领域的改革。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我国与拉美国家相比尽管有一些优势，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面临很多风险，如果处理不当，每一个风险都有可能导致我国经济发展出现问题。吸取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教训，一是要抓住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机遇；二是要理顺财产制度，实现包容性增长；三是要保持福利水平提高与经济增长同步；四是要保持城镇化与经济发展同步；五是要警惕民粹主义；六是金融改革要慎之又慎。

 

    （邱玥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