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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7月17日 星期三

    智慧、思想与知识

    作者:郭继民 《光明日报》( 2013年07月17日 12版)

        “智慧”,一个让人向往乃至敬畏的词语。笔者曾以“说文解字”的方式对其进行探讨,譬如“智”,从“日”从“知”,说明积累知识的重要性;“慧”,从“彗”从“心”,只有不断扫除心灵“尘埃”方能有大智慧产生,极言道德之重要。此解释仅大略勾勒了构成“智慧”的相关因素,譬如知识、德性等,没有深入探讨下去。事实上,智慧非孤立之物,若谈智慧,还势必涉及其与知识、思想的关系。

     

    1、智慧的特征:通达无碍

     

        就逻辑关系而言,知识、思想与智慧约略构成层层递进的跃迁关系。知识虽不等同于智慧,但智慧绝非脱离任何知识的“空架子”,欲获得智慧须有一定的知识作支撑。须知,知识有身体(实践)知识、理论知识之分,这可以从一个层面上解释为什么“目不识丁”如六祖慧能者,仍具有大智慧——因为,慧能通过修行、体悟,已经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知识。

     

        由于知识总是对现象具体的、有限的把握,因此它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与超越。当把纷繁复杂的“现象”从知识中剔除,剩下的“骨架”,则大致构成思想。或曰,思想是具体知识的升华。类似的想法,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也曾表述过,他在《逻辑哲学论》中写道,“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事实的逻辑图像”约略相当于知识的“骨架”,无疑,思想的“骨架”则有更大的适用范围。譬如,就世界中的种种因果现象而言,无论其表现形式何等复杂,但其“骨架”无非体现为因果思想。就此进程而言,思想超越知识,高于知识。

     

        比之于知识,思想有所提升,但仍然不圆融,原因在于世间存在如此繁多乃至彼此对立的“思想”,这种繁多、对立表明“思想”本身并不通透、不圆满。若思想能继续提升,不断吸收、容纳不同的思想,并将其融会贯通而终至圆融无碍时,则意味着智慧的生成。智慧,乃为消除思想藩篱的“大思想”,它是“一”而非杂多,是圆融的,是“通”的。对此,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尝言:“只有一种通货,我们一切的物品都必须兑换成它,才能买卖;这通货就是智慧。”苏氏之言,精辟地道出智慧“通达无碍”之特质。

     

    2、智慧的范围与“形质”:无限、无形

     

        就使用范围而言,知识、思想与智慧呈渐次拓展之势。由于知识总是具体的,针对具体的对象展开,故其使用范围极其有限。

     

        譬如,以烹饪知识(技术)为例,面包师的着眼点在于如何使面粉发酵;蒸包子的厨师,则聚焦于包子馅的调制;炒菜的大厨,焦点莫过于菜肴、调料之搭配,由此可见,具体知识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思想属于“形上”层次,它是对具体知识的抽象和概括,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故其面对的是广阔的领域。如,“烹饪思想”就超越了具体的面包、包子和菜肴的知识领域,它甚至还涵盖了营养学、卫生学乃至美学等领域。可见,一种成熟的思想是可以涵盖并指导不同知识领域的。较之知识,思想的范围固然有所扩大,但由于思想派别林立乃至对立,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视野。智慧则不然,智慧打破并融合不同思想的边界,使得各种“小思想”融合为大思想、大智慧,其视野亦随之扩大至无限。奇妙的智慧犹如空气,弥散于整个宇宙,它应对的乃是整个世界,故其使用范围是无限的。

     

        就形质而言,三者区别亦明显。知识是有形、有迹、有边界的,是可说的。知识的“形状”取决于其所处理的对象;思想的范围较广,因无固定对象,故无定形,但它却是有迹的——一则,思想的对象范围虽广,但大致有一个区域限定;二则,思想须凭藉语言表达,语言乃思想之边界——语言可视为思想之“迹”,思想仍然是可以说出的。

     

        相比之下,智慧则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它无形、无迹。智慧应对的是无限宇宙,故无形;智慧非语言所能表达,本质上是一种应机而发的“潜能”,故无迹。正因为智慧无形、无迹,在语言之外,故道家称“道不可言”,孔子倡“述而不作”,禅宗则“拈花微笑”。智慧在“语言”之外,还暗示了思想自身的限制性,同时更凸显智慧的“通”性。

     

    3、智慧的效用:小用与大用

     

        从知识、思想与智慧的特征,我们大致可明晓三者之功效。就“明显”功效而言,知识有“小”用,思想有“近”用,而智慧有大用、远用。对于具体、简单的问题而言,知识是最有效的,思想远之,智慧则更远。

     

        以治疗感冒为例,医学知识无疑是治病的关键,至于思想、智慧似无能为力。但是对于大的疾病、大的问题而言,靠单纯的技术(知识)则难以奏效,而是要反过来,以思想去指导技术(知识)。对于特别严重的疾病,人们往往进行非技术的选择,譬如,用西医还是中医,用心理疗法还是物理疗法、化学疗法等等。这种选择,非知识(技术)本身所能奏效,而必然涉及到治疗思想乃至智慧之决断。又如,历史上有名的田忌赛马的故事,亦是典型例证。就技术而言,田忌所代表的一方明显技(马)不如人,然而其最终却能取胜,实为“智慧”之功效。联想到人类历史上诸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役,皆然。

     

        故而,一般而言,解决具体的小问题,须用技术;大问题,如治国安邦,固然需要知识,但更需要思想、智慧的规划与导航;至于“大同世界”之构建,则非大智慧不可了。难怪柏拉图的“理想国”要“哲学王”来治理天下。

     

        当然,强调智慧的“大”用,并非意味着智慧与“小”绝缘。事实上,智慧弥散于世界之中。关于智慧效用与世界的关系,还是慧能说得好。六祖言,“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犹如觅兔角。”佛法、菩提皆是智慧之代称,世间万法,无论大小,岂须智慧参与。只是在大问题上,智慧更易凸显罢了。由此可见,智慧之用,弥“六合”、通“大小”,可谓广矣!

     

    4、获得智慧的途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通过以上对智慧品性的探讨,可以看出,“智慧”更多地显示出哲学品质,的确如此。哲学本来就是“爱智之学”,古希腊如此,中国亦然。我们探讨哲学的目的,便在于找到一条通达智慧的途径。

     

        当然,这里的“哲学”乃原本意义的求真、爱智之哲学,是知行合一、崇尚行动的“无功利”之哲学,而非当下某种狭隘乃至“蜕变”了的哲学。当下个别“哲学家”,把圆融的智慧做成了“偏执的思想”,把“偏执的思想”做成了“零打碎敲”的概念和知识。更有甚者,甚至将哲学蜕变为获取某种好处的手段,这不能不说是哲学的悲哀!

     

        在今天,若笼统地谈论通过哲学获得智慧,似乎有点不合时宜。更何况,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的哲学有那么多派,究竟研究哪一派为宜呢?其实,研究哲学不在于哪一派,而在于培养一种良好的思考方法和谦虚开放的心态,藉此一步一步地趋近智慧。

     

        关于“学习”的论述,自古颇多,笔者以为儒家《中庸》所谓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之路径最为恰切。因为它不但囊括了知识、思想、智慧的渐次进阶、包含了学习品质的培养,而且尤其重视了实践能力的培养。须知,“智慧”最终须经亲身体悟、实践方可达成,而《中庸》恰恰把实践置于最高层级上:“博学”既在于获得知识,又暗含开阔视野之导向;“审问、慎思”既在于通过“反思”尤其经过哲学的反思将知识提升至思想,又暗示谦虚品质之重要;“明辨、笃行”乃是“做”,是体悟,更是实践,其中“明辨”还涉及道德品格之培育:明辨是非。

     

        通过对思想的甄别,并在反复行动中打破思想的界限,逐渐将思想融贯为一种圆融的品质:一种应对宇宙万物的能力,一种全视域地看待问题的态度,一种谦虚的品格,一种开阔、包容的心胸与宏阔的视野——此即为大智慧。这种智慧在儒家为中庸,在道家为“得道”,在佛家为“菩提”,为“无上正德正觉”。其名虽异,其实一也。

     

        也许,对西人而言,智慧带有神性,为神所有,基督教就认为,人间的智慧乃是从上帝那儿流淌出来的,人充其量不过是“分有”上帝智慧的“爱智者”而已;但是,对中国人而言,“智慧”则可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得,譬如《黄帝内经·灵枢》篇就有“道生智”之说。即言,人通过学习、修道、省悟、实践是可以拥有智慧的。无疑,此既反映了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亦凸显了中国人尤为重视追求圣哲境界的实践维度。

     

        (作者单位:海军陆战学院政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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