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两个阶段,分别是友情体验的起始与结束。其一是青少年时期,我的“硬盘”至今还记载着同窗好友们的名字、面容、说过的话和所作所为。但是我忘却的仍然比记得的要多。我出生在一个外交官的家庭,我的童年是在漂泊中度过的,无定的生活对友情的延续构成了挑战,然而60年后,我仍与童年时代最初的朋友们保持着联系,这难道不值得庆幸吗?我至今仍在与汉斯·伯林奈尔通着信,这个当年的德国犹太小男孩是为了躲避纳粹的迫害来到我在华盛顿就读的小学的。小孩子总对与自己不一样的同类表现得很残忍,他就成了这种残忍折磨的对象。他皮肤黝黑,高高的个子与其年龄并不相称,总穿着短裤,就像那个时代所有的欧洲儿童那样。对于美国孩子来说,他不能算“正常人”,也就是说,他不能为他们所认同。我在1938年卡德纳斯总统宣布石油国有化之后受到小伙伴们的冷落,并且在我人生中第一次,但不是唯一的一次,成了共产主义分子嫌疑人。同学们的排挤让我和汉斯结成盟友,直到今天。后来,我们去了不同的地方,但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已是少年的我很快又找到了伙伴、死党。他们是和我一样的男孩,我们喜欢读书和谈天胜过我们英国学校里那些肮脏野蛮的运动。我还记得每个人的名字,每个人的脸——佩基、萨阿韦德拉、奎斯奈、马林,尤其是那个姓托莱蒂的同学,他的名字叫罗贝托,是我的文友,我们曾合写过我们的第一部小说。那部小说丢失在罗贝托的母亲放遗嘱的箱子里了,但我和托莱蒂仍继续写作并保持通信联系。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时见面一叙,要么在瓦哈卡,要么在波多黎各,或是一个在墨西哥城,一个在圣地亚哥,用文字继续我们的对话。他是个非凡的哲学家,他常常将我带回到少年时代在英国学校度过的那些岁月,带回到在墨西哥使馆大院里一次次扮枪手的游戏之中,带回到其他更久远或更沉痛的记忆里。我在那里还认识了何塞·多诺索,他比我年长,是智利文学的未来之星。我不知道那时他认不认识我。我还在之前的一所学校里品尝了失去一个密友的痛苦,他在12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头一次面对同龄人的死,我悲痛不已。而另一个男孩的命运同样让我悲痛。他是个畸形儿,自然成了其他孩子嘲笑和欺负的对象,我却站出来保护他,于是我发现了友谊的又一个层面:同情。后来,在残忍的皮诺切特发动残忍的军事政变后,这个已长大成人的男孩在智利南方的死亡集中营里受尽摧残。得知此,我不仅对人性的残酷倍感恐惧,也更加同情和怜悯我的这位朋友,这就是我们所称的并为之争论不休的“友谊”。
因为我们都曾或多或少地背叛过自己的朋友,或是为朋友所背叛,帮派的成员们终会作鸟兽散,年少时最亲密的朋友长大后会变成最疏远、最冷漠的幻影。再没有什么能比友谊更容易遭到背叛的了。如果我们将所有失去了的朋友列成名单,我们也许会在那些名字后面的批注里写上疏远、仇恨、作对,不过也可能是时空的隔离,或是死亡。为什么我们离开了他们?为什么他们离开了我们?把这些问题都看清楚,在这世界上也就没有多少友谊可言,特别是在地位相等的人之间。威廉·布莱克就说了句无与伦比的妙语:你的友情让我太受伤——求你了,做我的敌人吧。因为如果友谊在本质上意味着效劳、慷慨、广交朋友的豁达,那么当它被感到成为一种依靠的时候,它就会成为对这种亲密关系的秘密和暗地里的拒绝。华兹华斯谈到过生命的“原始时刻”,在这些时刻里,我们经历着一种矛盾,它将我们扔到路上任命运摆布,可同时又保护我们免遭命运的事故。有时候,是感情的事故。萨尔金特曾感叹他每画一张肖像,就失去一个朋友。而英国外交大臣康宁则就友谊来了一句外交辞令。让我摆脱掉那真诚的朋友吧,他求道。
这些教训并不是无益的。最贫瘠的田地也会开出鲜花,这告诉我们,在对待朋友的问题上,有时候应该用一用《传道书》中的智慧,认识到朋友对自己的伤害可以是一种忠诚的伤害。我们可以大胆地跟朋友说我们为什么不喜欢他。而我们的仇家是享受不到这种待遇的。失去朋友的可怕之处在于,我们所失去的是被这个朋友赋予了意义的日子。所以,失去朋友,严格地说,意味着失去一段时光。过分的期望,嫉妒别人取得成功。失去的时光告诉我们,友情需要经常呵护,才能结出美丽的果子。建立好感,享受共鸣。互相安慰。开开心心地维持友情。与朋友一起发现世界的潜力,发现共度时光的欢乐。和朋友一起欢笑。把友情看成是应当被接受和已被接受的持续邀请。在内心呼唤一种免受任何攻击的尽可能完美的友情。和朋友在一起,绝不会在明天感到羞愧,从不说其他人的坏话。让友情免受醋意、嫉妒、恐惧的袭击。同意个人持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意见能加深友情和相互间的尊重。朋友间理智的交往容不下野心、狭隘和吝啬。友情是体面的谦虚,是想象力,是慷慨大度,而有时候,却是骄傲、惰性或是感情的吝啬。
交谈是享受友情的一种方式,而沉默也可以。我跟路易斯·布努埃尔的友情就是个例子。一开始,我以为在一场热烈的谈话中他突然的沉默是由于我说了错话,是他在责备我。后来我才知道,懂得待在一起什么也不说,是友谊的一种高级形式。这是尊重,是崇敬,是思考,跟闲聊完全是两码事。此刻我们不是能言善辩者,而是哲人。(摘自《我相信》,卡洛斯·富恩特斯著,张伟劼、李易非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