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中国被忽视的忧患意识

    18世纪中国的康乾盛世，特别是1759年清朝统一新疆后出现的“全盛”局面，无论是在疆域版图上，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统治能力、文化繁荣程度上，都远远超越前代，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繁荣昌盛的奇迹，正如时人所谓“轹古凌今，遘史册罕逢之盛世”（于敏中：《素余堂集》卷25，《贺平定西域表》）。而最高统治者乾隆皇帝则将“持盈保泰”作为自己的主要施政目标，所谓“益励持盈保泰之心，夙夜倍切，永兢此意，愿与中外臣民共之”（《乾隆朝上谕档》乾隆二十四年十月二十三日）。

    “持盈保泰”，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思潮的一部分，主要指的是当事者处盈泰之时，更滋敬慎之心，以保持事物的完满状态。“持盈保泰”，说穿了，就是要维持盛世现状。然而，繁荣的延续不可能靠无所作为来实现，18世纪中后期，清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统治集团丧失了进取的动力，在“持盈保泰”的口号下，清朝的官僚们，从大学士到知府知县，在歌舞升平的同时，很少有人认识到自己所处时代的微妙性，更没有想到巨大的衰落潜藏于眼前的繁荣之中。不少人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取私利，政风败坏，腐败公行，“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第4810页），社会矛盾逐渐趋于激化。

    当然，昏聩从来都不能概括历史的全部。在歌舞升平的繁荣时代，仍有一些知识精英对当时的形势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乾隆时官至刑部侍郎的钱惟城，曾作《持满论》一文，对统治者提出严肃的忠告。他说：“事变之来，每在所备之外，非必智虑有所不及也。”“天之乘人也，每于意之所疏，而事之所反。忧在内者，患在外。忧在外者，患在内。以严著者，以宽败；以缓称者，以暴亡，往往然矣。”有鉴于此，他主张统治者处在极盛之时，不能只考虑消除隐患，而要想方设法杜绝产生隐患的原因，即“圣人不务为弥患之术，而惟求无致患之隙”。在他看来，最主要的办法就是戒除骄矜之念。他说：“弊必起于所偏，而萌于极盛。日中则昃，月盈则蚀。‘满招损，谦受益’，天之道也。处盛而矜，则患必中之。”他提醒皇帝：“盛满之为患而骄矜之取败，夫人而知之，而贤智不免者，暇豫则智计不生，而危苦之言不能入也。”（《清朝经世文编》卷七，钱惟城《持满论》）

    在18世纪，对清朝全盛背后潜伏着的严重社会危机感觉最为敏锐的是著名理学家、大学士蔡新。蔡新，为乾隆帝师傅蔡世远之族子，年纪较乾隆为长，故乾隆对其颇为尊重，尝说：“今之群臣，孰可当老更之席者？独大学士蔡新长予四岁，或可居兄事之列。”曾称赞“蔡新或备伯兄行”（《清史列传》卷二十六）。蔡新于乾隆五十年（公元1785年）致仕，此后，乾隆帝还屡寄御制文令其阅看，谕曰：“在朝竟无可与言古文者，不可阿好徒颂。据见奏来，以为何如。”（《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63辑，第540—543页）

    大概是因为乾隆帝对自己比较尊重，故蔡新在所进经筵讲义中，比一般文学侍臣更明确地表达自己对清朝统治形势之深切忧虑。在《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勿恤其孚，于食有福》一文（《清经世文编》卷五）中，他不但分析了传统社会治乱盛衰的一般规律，而且列举了清朝由盛转衰的种种征兆。在他看来，当时的清朝，貌似繁荣，其实存在着不少隐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贪图安逸，不计久远。蔡新说：“天下之乱也，不于其乱而生于极治之时。”开创之初，国势方兴，人心未固，君臣同心，为巩固江山努力打拼。而进入盛世后，形势为之一变，君臣上下，养尊处优：“上恬下熙，渐忘其旧。君以声色逸游为无害民生，臣以持禄养交为安享暇豫。进谏者，谓之沽直；远虑者，谓之狂愚。其上下之精神谋画，莫不狃目前之安而图一己之利。夫图一己之利者，未有不贻天下之害者也；狃目前之安者，未有不来日后之悔者也。”

    第二，政令繁琐，政风颓废。蔡新指出：开国之初，政令法制均不健全，主要靠官员的责任心，靠德治。承平以后，文网愈密，法令日繁，“以繁文缛节为足以黼黻太平，以科条律例为足以厘剔奸蠹”，然而，太平时期，真正敢负责任、勇于承担责任的官员少了，政令法规往往是“君子无所恃以尽设施，其小人有所援以售巧伪”。“行之既久，人人但以簿书期会为尽职，而立法之初心，设官之本意茫然莫辨矣”。

    第三，物力艰难，民生渐困。“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繁荣时期，一方面百姓惰性增加，风俗奢靡，另一方面朝廷税赋加重，贫困渐增。在这种形势下，就需要正确处理政府和百姓在财富分配上的关系，要“量入以为出”。蔡新批评说：朝廷“因出而经入”，盘剥搜刮的结果，就是“虽有恤民之令，而民不见德。徒有足国之计，而用不加饶”。

    第四，士风萎靡，人才渐缺。蔡新说：“人才者，国家之元气。拨乱之世尚功，致治之世尚文，皆有经世之远猷。”而在天下太平之时，随着“朝廷渐厌谠论”，士大夫也就“讳言风节”，于是，整个知识界风气为之一变，“拘牵文义以为学，熟悉圆通以为才，卑顺柔诡以为德，靡曼繁缛以为文。俗以此为尚，家以此为教。莫不渐染成风，揣摩干进”。蔡新悲叹道：“在朝无骨鲠之臣工，则草野之诵读皆市心也矣。居乡无廉隅之砥砺，则登进之事功皆苟且矣。”在这种情形下，清朝吏治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

    第五，风俗浇漓，吏治败坏。在蔡新看来，风俗是盛衰之本源。而天下承平之时，世风渐坏，需要高度重视。朝廷对百姓抚恤渐少，商人崇尚奢靡，邪恶欺压善良，都是严重的社会问题。蔡新说：“朝廷敦宽大之政，然法行于愚戆而疏于奸民，是长其桀骜之气也。吏治博安静之名，而蠹胥之弊窦日启，雀鼠之案牍常悬，是酿其刁悍之习也。”风俗浇漓、吏治败坏，必然导致社会危机的出现。

    蔡新最后指出：盛衰之变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最高统治者自身，清朝要防止出现盛衰之变，“必自君心之无玩愒始”。

    应该说，无论是钱惟城关于“事变之来”的担忧，还是蔡新列举的盛衰之变的种种征兆，都反映了乾隆中后期清朝社会的现实。他们强调人君自身的修养，也说到了问题的关键。遗憾的是，这些振聋发聩的声音，并未达到振聋发聩的效果。清朝统治集团以及士人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依然陶醉在全盛的喜悦中，甚至对敢于揭露真相者予以重惩。像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奏地方亏空甚多，“各省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皆然。”乾隆帝见后，勃然大怒，责其“莠言乱政”，“以捕风捉影之谈，为沽誉邀名之举。不但诬地方官以贪污之罪，并将天下亿兆民人感戴真诚全为泯没，而朕五十五年以来子惠元元之实政实心，几等于暴敛横征之世。”下令其指出闻之何人，于何处见此情状（参见《清高宗实录》卷1367，乾隆五十五年十一月下），并声称：“平心论之，今之百姓久乐升平，并无苛政，实当感戴国恩”（《清高宗御制文集》三集卷十三）。此案查处的结果，尹壮图被降职，“嗣以母老，奉命归养”（《清史列传》卷27，《尹壮图》）。这个时期，一些生活在基层社会的学者，也通过种种方式，对当时逐渐严重的社会问题表示担忧，甚至采取拦舆献策的方式，企图唤起朝廷的重视。然而。这些举动无一例外地遭到清廷的镇压。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五月，年已60的广西生员吴英拦舆献策，对清朝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表示担心，指责清廷“备荒无术”，并对盐政、盗贼、烟草、寺僧等问题，提出一系列见解。吴英怀着满腔经世热情，坚信自己“所欲言皆国家利赖之事”，虽言出祸随，亦在所不辞。该策书递上后，果然激怒清廷，广西巡抚姚成烈责其“生逢圣世”，“不知安分”，建议将吴英“比照大逆例凌迟处死”。乾隆帝朱批：“大学士、九卿核拟速奏。”（参见《清代三朝史案》下册，《吴英拦舆献策案》）

    “变起一朝，祸积有素”（《清史稿》卷16，《仁宗本纪》）。18世纪中国忧患意识被忽视和压抑的结果，是腐败愈演愈烈，社会矛盾愈演愈烈，各种危机潜滋暗涌，而清廷社会统治和管理能力日渐衰微。及嘉庆帝即位、白莲教起义爆发，清朝遂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世。（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