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把“手术刀”……

    20世纪初，大量西方思想被介绍到中国，中西文化产生了不可避免的正面碰撞。这段中西文化交流史的著作如恒河沙数，但鲜有以西方医学东渐为切入点的。马秋莎的《改变中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在华百年》则是“以社会医学史的角度来研究西医东渐的发生”，“并从国际民间组织来华的角度，分析西方非政府非营利机构介入改变中国的努力”。

    早在17世纪后期，欧洲医学的概念、书籍和部分药品便随着法国耶稣会士的大举入华而传入中国。洪若瀚等人呈上的奎宁（金鸡纳霜）就曾治好过康熙的疟疾。然而清末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随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让随之入华的新教传教士处在了中西文化冲突的漩涡中心。西方学术界也曾使用“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批判在西方文化中主流文化压制非主流文化，以建立自己文化霸权的政策和行为，但采用这样的理论框架研判洛氏基金会在华活动，其不足也很明显。本书作者采用了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混合杂交性”理论作为该书的理论框架，从传教士医生的入华谈起，叙述了洛氏基金会如何建立起北京协和医学院，又如何从精英医学转向了乡村建设；通过大量数据，探讨了西方科学医学与绵延千年的中医这两个特异又独立的文化实体在接触和交流中，是否通过“移居”而生成了一种新的混合体，有否生成非此非彼的新文化形态或因素，即所谓的“之间性”。

    19世纪末，临床医学与实验医学的结合诞生了“科学医学”。科学医学权威的确立让洛氏基金会看到了新的社会机制的可能，他们相信科学医学能在治疗疾病的同时控制社会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与此同时，受到本国宗教觉醒运动的推动，大批美国传教士奔赴世界各地传播福音，首位来华传教士医生伯驾更是在写给美国海外传教部总会的信中，写道：“用手术刀为福音书打开中国的大门”。自1834年伯驾入华到19世纪末，西医始终处于中国文化主流的边缘。在中国国家命运何去何从的背景下，从梁启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中国新式知识分子将批判中医作为推翻旧文化的重要内容开始，西医与强国联系在了一起。与此同时，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边缘化后，西医不得不根据中国的环境和需要主动推进其中国化。中国知识分子的“拿来主义”以及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需要终于让西医上升到了中国主导医学的地位，中西医的关系被对立和政治化。

    20世纪20年代末，基金会在华的工作重心从精英教育转向了农村综合发展，这一转变折射出基金会对中国问题理解的深化及自身适应新形势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