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乡愁与历史意味

    “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是1600年前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为摆脱“心为行役”的官场生涯而提出的生命还乡的理由。1600年后，江西籍作家江子将“田园将芜”拿来为自己的散文新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命名。不幸的是，陶渊明当年的虚拟泛指已变为作家笔下的严肃写实——在现代化、城市化浪潮的强力冲刷与漫天裹挟之下，大面积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正面临着整体的萧条、冷清乃至沦落。

    以散文的形式书写乡村的颓败凋敝，是中国现代乡土散文由来已久的主题。在这一向度上，从当年的鲁迅、茅盾到后来的叶紫、萧红、丰子恺，再到今天的周同宾、梁鸿、熊培云们，都以敏锐的观察和卓异的识见，捧出了若干沉郁忧患的作品，进而构成了清晰而坚实的散文史路径。江子的《田园将芜》大致是沿着这样的路径走下来的，不过，作为老树新花之一种，作家显然没有满足于因袭已有的经验和现成的范式，而是努力调动自己生活、生命中与之相关的全部思考，开启属于“这一个”的声音和方式，进行个性化的倾诉与表达。于是，一部《田园将芜》呈现出别样的精神内涵与艺术追求，并因此而获得了自身存在的本质意义和充分理由。

    在生命旅程中，江子有二十多年是在吉水赣江之滨的村子里度过的。那里至今居住着他的父辈、弟兄和难以计数的庞大亲系。这样的出身经历给江子的人生涂上了浓厚的无法消退的乡村底色，使他和乡村之间，不仅保持了千丝万缕、撕扯不开的血缘与伦理的联系，而且别有一种心灵的牵挂与情感的认同。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农民的后裔，是一个生活在城里的乡下人”，是故乡“安排在这座城市的卧底”。正因为如此，当乡村被城市化和市场化所劫持、所挤压，江子的内心感到了持久的焦虑和巨大的伤痛，而在他笔下渐次敞开的乡土世界亦随之升腾起别样的乡愁：曾经的“江南望郡”，如今只剩下“歧路上的孩子”和全无依托的老人，而“粗重的奔跑”和“永远的暗疾”，是几成青壮年难以摆脱的宿命；“大量的村庄像是一个个被掏空的鸟巢”“传统的乡土秩序基本瓦解”，昔日的老照片早已无处安放；“一方面进城的农民因户籍等问题无法真正进入城市，一方面资本正徘徊在乡村门外随时准备甚至已经侵入乡村”。诸如此类的讲述，因为建立在作家耳闻目睹且又感同身受的基础之上，所以，它具有一种与浮光掠影式的田野调查截然不同的真正的社会写实的力量，足以让读者感到心灵的震撼。

    江子揭示了都市化进程带给乡村的伤害，但却没有因此就从根本上否定当下的都市化进程，进而陷入城乡对峙的观念误区。江子明白：“城市化的整体推进已经不可逆转。”乡村城市化在全球意义上都是一种趋势。因此，他坦言，自己的书写并不能阻止乡村的陷落，而只是为了守住“我们内心无比温柔的、带着几乎所有中国人童年体温的、我们称之为‘精神家园’的那部分”。也就是说，在江子看来，乡村都市化不应当是后者对前者单向度的强势的扩张、覆盖和取代，而应当是二者之间平等的交融、互补与整合，最终实现人的诗意生存。正是凭借这样的认识，一部《田园将芜》超越了当下同类作品单纯“忧患”的定势，而具有了某种令人咀嚼的历史意味。

    江子写乡村的破败和农民的苦难，虽然坚持从个人的经历见闻出发，但并不是一己感官的机械摄入和随意记录；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笔墨聚焦于农民工命运、留守老人与儿童境遇，以及农村医疗和农民看病等几种显著的“时代病痛”。这种“写什么”的选择，孤立起来看，不过是社会舆情的延伸，只是一旦与作家的特定思考联系起来，即可化为一种积极有益的努力，即试图透过家乡农民普遍的困境，来探寻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观念误区和体制缺失。如一个时期以来，人们对经济指标的过度强调，对城市规模的畸形扩张，对发展速度的盲目崇拜，对享乐欲望的疯狂释放，以及更为深层的财富分配失衡，社会管理滞后等等。这时，我们突然明白：一个多世纪前，最早提出“田园城市”理念的英国人埃比尼泽·霍华德，为何要将自己倡导的事业称之为“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

    在这部作品里，江子以深沉浓重的笔墨，书写了父老乡亲们生存的窘迫、卑微和不幸；但同时又以鲜活亮丽的文字，勾勒出新一代农民经过挣扎、挫折和拼搏之后所出现的命运转机。你看：《舞者》中的他们，或牛刀待试，或小有成功，其创业的姿态虽然各有差异，但却同样透显出心态的自由与自信；《四海之内皆兄弟》大抵是成功者的剪影，那些同时收藏了乡村和城市的企业家，有着更为乐观的发展前景；还有那篇《沿着赣江，边走边唱》，它所提供的作家自己的成长经历，亦在证明当代农家子弟仍有发展和重构自我的无限可能。诸如此类的作品应当隐含着作家特有的识见：对于中国农民而言，城市化浪潮固然是一种迫压和冲击，但也未必不是一种机遇和解放。这里，农民兄弟的因势利导，积极应对以及不断地塑造与提升自我，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大连市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