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知道的曹操实际上有四种。
第一种,是由戏曲脸谱化的曹操,是大白脸、大奸臣。过去,戏曲的影响力太大了。大众知道一个历史人物,往往是通过戏曲来接受的。戏曲又要迎合大众爱憎分明的需求,人物塑造一定要极端,要脸谱化,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
第二种,是由小说《三国演义》文学化的曹操。小说的含量比戏曲大,可以把曹操刻画得更复杂,《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既“奸”又“雄”,多了几分英雄气概。《三国演义》把各种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而且性格都具有多重性。曹操是既“奸”又“雄”,刘备是既“仁”又“伪”,诸葛亮是既“智”又“妖”,都被小说文学化了。
第三种,是《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里面的曹操。这是一个被美化了的曹操,是一个被“正史”政治化了的曹操,是完全意义上的开国君主。
这三种曹操都有其真实的一面。《魏书·武帝纪》突出了曹操的贡献,淡化了他的奸诈和残忍;戏曲恰恰相反,夸张了曹操的奸诈和残忍,基本抹杀了他的贡献;而《三国演义》则将曹操在政治上的贡献和性格上的残忍都通过或真实或虚构的细节进行描述,让一般的读者很难判断其中的真实与虚构。
第四个曹操是建立在前面三个曹操的基础上。由于出身不同、阅历不同、职业不同、性格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曹操。就像我们读《红楼梦》《金瓶梅》《三国演义》一样,都有我们自己心中的《红楼梦》《金瓶梅》《三国演义》。
我心目中的曹操,其实在上面已经作了回答。由于我是历史研究者,因此对于类似曹操这样的人物讲究看“大局”而不拘泥于“小节”。因为曹操所处的时代是天下大乱,是“乱世”,所以我们评价曹操就要放在“乱世”这个大背景中来考虑。我对曹操的认识,更多来源于《三国志》,但并不排斥《三国演义》和有关的戏曲。因为这些小说和戏曲恰恰弥补了或者说立体了曹操的形象。我赞成《魏书·武帝纪》的结论,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这主要是因为他处在乱世。
在处乱世的态度上,屈原选择的是“死”,你死了,于世何补?孔子选择的是“逃”,《论语》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什么叫做“乱邦不居”?国家发生动乱了,走吧,别在这儿待了。当然,我们要为孔子辩护也是有理由的,他是肩负大任的人,他是要创建和传播道德的人,他不能居于危邦,更不能居于乱邦,否则,谁来创建道德、谁来传播道德?所以孔子的一生总是在逃,逃出他认为是“乱邦”的地方、决不去他认为是“危邦”的地方,但当时也是天下大乱,所以他总是在逃,总是在观望和选择。
但是,曹操不逃,更不死,他要收拾残局,要消除动乱,要恢复太平。他的这个选择,从个人来说,也许是野心,但野心和雄心只是评价者的立场不同而选择的不同词汇。最后曹操收拾了残局,至少带来了中国黄河流域一段时间的太平。当时,只有曹操能够做到。因为他具备收拾残局的四大要素。
第一,他是“无根之徒”。不知道他的来由是什么,不知道他的出身是什么,自称是汉丞相曹参之后,但他父亲又是宦官的养子。这个自称和这个出身常常被政敌嘲笑。所以他做事可以义无反顾,不怕灭门灭族。第二,有政治家的天赋。诸位看看《三国志》是怎么写他的,说是“少机警,有权数”,这就是天生的政治家。第三,通达社会,洞明世事。《三国志》又写他“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所谓“任侠”,就是随时可以拍案而起,挺身而出,敢于担当,这样大家就拥护他。什么叫“放荡”?有酒就喝,有架就打。这样朋友就多了。“不治行业”,他没有必要专治一业,他什么都可以干。第四,不但能处乱世,还能处治世。当时有人评价他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为什么这么说?治世,他也可以做下去,可以成为很好的官员。他做“洛阳北部尉”,管治安,打击地痞流氓、打击恶霸豪强,老百姓拍手称快。即使是皇帝信任的宦官的叔叔,曹操也可以将其杖毙。什么叫“杖毙”?当场抓现行,立即打死。这就是能臣。说他是“乱世奸雄”,我估计是后人的附会,主要是说曹氏父子“篡夺”了刘姓的天下。刘姓已经管不好这个国家,东汉已经乱成一团麻,国已不国、生灵荼炭,为何别人不可取而代之?人家曹操平乱、创造秩序,让老百姓重新安居乐业,这不是贡献吗?不比死不死活不活的东汉好吗?
最后,曹操还特别爱学习,而且学以致用,用心做事。你看,他认真读申不害、商鞅的法术,认真学习韩信、白起的兵法,所以他能够干事。曹操还能够在乱世之中网罗人才,各尽其才,不念旧恶。战胜袁绍之后,缴获了一筐子文书,都是他部下向袁绍效忠的。有人说,丞相您看看,要不要查一查?人家曹操手一挥:不查了!查什么啊?敌强我弱,我自己都没有信心,人家还有父母、子女,要找自己的生路。一概不问。这叫什么?这叫政治家。
这场讲座由安徽省图书馆朱海峰主持,对她的精彩而又到位的主持及四省图书馆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