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儿子的身份

    1945年12月，八年抗战结束，叶圣陶和开明书店的同事及亲友，老少50多人，怀着急切的归家心情，乘坐两艘开明雇的木船，历时47天，由重庆到达上海。叶圣陶的《东归江行日记》从1945年12月25日重庆上船记起，到1946年2月9日上海登岸止，录述了漫长旅途中的点点滴滴。

    出发时，叶圣陶的小儿子叶至诚19岁，经历跨年度途程，到上海时已经20岁了。在日记中，他被唤作“三官”，他的乳名。日记中颇多“与三官登岸”的字样。1946年1月6日，两船中的一只与一艘军粮船相撞，后舱进水，浸湿货物，其中包括叶圣陶和叶至诚父子的两篓书。9日，这只船又触岸边礁石，再次进水，及15日天晴，晒书于舱板及篷顶才发现，叶至诚的千余本“译本文学名著”有一半竟已着潮，土纸本更是“皆成湿漉漉之一块，虽经曝晒，未必有用”，令他“难免丧气”，当天就发起了高烧。

    40年后，在《四起三落》一文中，叶至诚也记述了这次事件，并引了父亲日记中的话：“三官犹谓将重行购买，以补此缺憾云。”

    作为叶家小儿子，叶至诚从小痴迷文学，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中外名著，少年时代就开始有自己的藏书，令许多同学羡慕不已。15岁左右开始跟父亲学习写作，几年后与兄姊至善、至美出版散文合集《花萼》《三叶》《未必佳集》，得到了朱自清、宋云彬的肯定，多年后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又得到冰心先生的赞扬。其散文，汪曾祺赞为“干净”，叶兆言说是“至诚”，在重温父亲年轻时代的作品时，更是盛赞其中洋溢着“令人目瞪口呆的才气”。他的侄子，也即叶圣陶长孙三午曾经在作文中抄这位叔叔的文章交作业，获老师好评。当时不少评论文章把叶圣陶誉为“中国的契诃夫”，三午却独有见解地认为，叔叔叶至诚也许才是将来会真正成为中国契诃夫的人。然而，世事难料，多年以后，叶家小儿子并没有如大家预期的那样成为一位契诃夫式的文学大家，除了一些零散的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外，甚至没有什么具广泛影响的代表作传世。

    尽管文学的成绩与名声并非判断一个人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个人人生的幸福更是与有无传世作品没有任何必然联系，但面对着代表作家精神世界的文字（证据），我们这些凡庸的“普通读者”仍旧忍不住窥探的眼光和庸俗的好奇心。这好奇心就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叶至诚未能众望所归成为可以与父亲齐名的文学大家的呢？很多人都曾撰文分析过自己的推测，甚至有人认为他的“写作方法”出了问题。

    当然有个不能回避的原因，就是所谓的“探求者事件”——1957年，刚过而立之年的叶至诚被朋友陆文夫“拉”入这个以创办同人刊物的形式革除当时文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的小团体。成员基本都是江苏籍作家，除了陆文夫、叶至诚外，还有高晓声、艾煊、方之等。即使父辈作家巴金提醒他们不要这么做，他们还是满腔热情地由高晓声起草了《启事》。尽管因为经费和人手等原因，这个小团体很快就流产了，但成员们还是因此背负了“22年的沉重债务”，受到沉重的打击。1979年获平反后，已进入人生中年的成员们纷纷重登文坛，高晓声、陆文夫都奉献出了丰硕的果实，但叶至诚却貌似只是忙于《雨花》杂志的事务性工作，写一点评论好友作品的评论，从此成了一个“小老头儿”。

    但我以为，也许以上原因都只是占一部分，也许还有隐藏在作品中的其他原因——因为，没有什么比作者自己的作品更能泄露天机的了——在叶至诚的散文中，不仅经常流露出一个小儿子的“永恒困惑”：父母爱自己不像爱兄姊那么多，更有不少文字都是拿自己的文学才华和兄姊做比较，行文中不时流露出内心的斗争与挣扎，这在《荧惑星》一文中得到巧妙曲折的表述。此文是作者对司马迁记录在《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的故事的重新书写：陶朱公范蠡的长子去楚国营救被关在死牢里的二弟，却因自负而失败。这是一个典型的“自负的老大把父亲交待的事情办砸了”的故事。叶至诚从小生活在父亲兄姊的压力下，成年结婚后又在妻子的名声笼罩之下（叶至诚妻子姚澄系解放前出身的著名锡剧演员、锡剧电影《庵堂认母》的主演），后来儿子叶兆言又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的青年作家。仿佛是有人念了咒语，要他永远生活在比自己有才华、有名声的家人中间，他选取这个故事来书写，仿佛隐含着这样的意思：假如陶朱公派去的是听话的小儿子，恐怕任务早就圆满完成了，事实却是小儿子没有被“派”去。

    与兄姊的比较使得他下笔变得非常谨慎，对于没有十足把握的探索的审慎，使得他无法肆无忌惮地张扬自己的文学个性，而只能作一个“生活在名人中间”的不怎么有名的人。早年他刚开始写作时学的是父亲的文风，尤其是作品集《至诚六种》最后一辑“学步集”都是他解放前的作品，很多都见出其父叶圣陶先生的影响。但到了一个作家应该确立自己独特风格的成熟时期，他似乎迟疑了，这种迟疑我们在许多把目标定得过高的人身上都能见到，我们甚至会顺着他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怀疑去想：从事文学事业是否是父兄加诸他的一项任务？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他这个听话的小儿子是否自动地、善解人意地放弃了自己真正的兴趣，顺从了大家的意愿？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父亲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痛痛快快地写出一大堆东西”，儿子叶兆言却是真正写出了一大堆好东西，将叶家的文学事业传承了下来，完成了父亲未竟的事业。他还用情用心地为父亲编作品集《至诚六种》。

    这本集子展示出叶至诚非常成熟的语感，语流细腻婉转，平常的一个意思如戒烟、等公车、家事、童年等，经他兜兜转转叙述出来，都饶有兴味。有些小牢骚经过几番柳暗花明的转折，也变得可爱而趣致。而记述家人的文字，尤其是回忆父母双亲的一些篇章，都是非常可贵的记录；评论友人的作品，则于体贴中不吝赞美，可谓文如其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文字针脚”非常之绵密，很少粗针大线，虽是平常题材，意思都环环相扣，绝无半点生硬和含糊，这是一个作家的真功夫，令人赞叹。想来这应该很大部分归功于他青少年时代在战乱年代一本一本蓄起来的那一千多册“译本文学名著”吧。使人忍不住想：如果没有战乱奔波，如果能买到飞机票或汽车票，如果木船没有进水，如果……

    世事没有如果。我无法说出如此才华用在零敲碎打的散文小品上是否大材小用这样的话来，因为，也许是生活而不是别的，才是一个人美感和才华最好的用武之地。

    （作者为青年散文家、文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