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不了它燃烧我心口的感觉

    我因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之故，先后与曹靖华、吴伯萧等老一辈散文家有过文字之交。

    “文革”结束后，学校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我感觉在大学里要当好一名教师，除了教好书之外，还得学有专攻，著书立说，才能站得住大学讲台，于是，便在教学之余集中精力从事现当代散文研究。每写完或发表一篇当代名家的论文，我便把文稿或者发表拙作的期刊，寄给作家本人以示尊重，并请他们提出意见，总是得到他们的回信与赠书。虽是文字上的君子之交，可每每亲切如晤，仿佛其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就在我眼前。我从他们的回信中，总是能感受到他们对文学后辈的关心和鼓励，感受到他们真诚的情怀和谦谦君子的作风，这些成为我研究散文的一种动力和我“为人师表”的楷模。他们自然成了我精神上的导师。

    我从曹靖华先生身上读到的是俭朴和平易。1979年的下半年，我反复阅读了他在“文革”前后写的《花》《春城飞花》和《飞花集》，写下了《论曹靖华散文的抒情艺术》，在次年第11期《文艺论丛》上发表。我将该期样刊寄给他老人家，不久就收到他邮来的、用旧皮纸包装的《飞花集》。书中夹有一张人民出版社写给他的公文感谢信，在这页公函的背面，是他用圆珠笔写给我的短简。这不免让我匪夷所思。难道他手头缺少纸张？后来读到苏晨的《心花》，文中写到曹老先生对此的解释。他说：“您看我写信用旧信封废纸之类，以为我缺这些，其实完全不是。这是我生平习惯，觉得一片纸都是劳动力生产出来的，弃之可惜，所以充分利用……”他还说：“鲁迅先生书桌有两个抽斗，就是专装这类可利用的废物的。”他年轻时崇拜与追随鲁迅，并与鲁迅先生一起办未名社，如此俭朴的“生平习惯”，原来是从鲁迅先生身上效法而来的。

    后来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曹靖华散文选》，曹先生从北京给我寄来钤签的样书，书中附录了我评论他的文章。那时老人家眉须皆白，已是86岁高龄，论辈分，是我的祖父辈；而我仅仅是大学里的一名讲师，他完全可以请出版社给我寄书，可他偏要事必躬亲，用毛笔工工整整地给我题签，并且钤上他的私印。如此的严谨，不仅体现出曹老先生为人处世的平易谦和，而且还深藏着对他人的一种尊重。

    在大学读书期间，吴伯萧是我和中文系同学最崇拜的散文家之一，他那篇《记一辆纺车》我不知读过多少遍；图书馆里刊有这篇作品的《人民文学》杂志破烂不堪，最后竟被一位不讲公德的同学开了“天窗”。所以，给吴先生的散文做评论，是我心存已久的一件事情。我最欣赏的是吴伯萧散文的质朴，我抓住他散文风格的质朴美展开评论，认为在散文大唱颂歌的年代，他的散文作品从早期的华丽绚烂，发展到《记一辆纺车》《窑洞风景》《菜园小记》等作品的“归于平淡”，确实是“十七年”散文中的杰出代表，也是文艺家的风格从繁复到简练、从绚烂到平淡的典型的范例。他用最简洁最朴素的技巧和文字，让自己的艺术表现达到近乎完美的境界。在被“颂歌”定义的有限空间里，他的散文没有杨朔的“卒章显志”套路，没有秦牧的“比类取义”章程，没有刘白羽的“今昔对照”范式，而是创造了属于他自己放飞思想的自由文本，实在是难能可贵的。他把一生对美的追求点燃，热烈地燃烧着，最后化成了平淡与宁静。

    我把文稿寄给他，他寄来了钤签的《烟尘集》，同时附了复信，毛笔的行楷若行云流水，潇潇洒洒。信中他说：自己利用业余时间写作，数量很少，不值得评论；又说：《北极星》集中的散文，是他所满意的，以这部集子为主来评论是合适的。信中没有一句客套话，就像他的散文那样朴实和平淡。后来，每每读起或想起他的来信，虽未见其人，却总感到他不拿“官”架子、不摆“散文家”的资格，让我感到温暖和温馨，有一种被燃烧的感觉——人格的力量照彻一切，真诚的作家总是先燃烧自己，进而用作品点燃他人的。借用林非先生评论吴伯萧的话说，“他有一颗使人们温暖的燃烧的心”。

    我爱上散文诗也是在大学里，当年在《文汇报》上读到我的师兄李华岚（为李岚和李昌华的合作笔名）的《散文剪影》，其中一节《叶笛》写的是郭风。我即把《叶笛》找来一看，觉得仿佛在欣赏素描、轻音乐，是那种没有任何粉饰的、玲珑剔透的美。就是从那时起，我喜欢上郭风的散文诗了。郭风的第一首散文诗《桥》创作于1941年，1981年是郭风从事散文诗创作40周年，为此，1980年暑假我决定为他的散文诗创作做个总结。我一时找不到郭先生“文革”前出版的《山溪和海岛》和《曙》，就去信向他求助，不出一星期，就收到了他寄来的自存的孤本。文章写完后寄给他，他很快复信说：“我担心因我不足道（不足评论），你白白地劳动了一阵子……”说得我很心酸。如此说是因为他的虚怀还是因为他有几分自卑？其实他的虚怀并非客套，而是实情。在绝大多数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眼里，散文诗被当成“小儿科”，往往是不屑一顾的；它是文学百花园里的一朵“小花”，如同郭先生笔下描写过的“蒲公英”。郭先生的担心，传染给我，使我也担心并且自卑起来。正是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我索性斗胆把文稿寄给权威刊物《文学评论》。鉴于前一年我已在该刊上发表过关于朱自清和杨朔的两篇论文，而且编辑部的陈骏涛先生在决定发我第二篇文章的时候有言在先，特地招呼过“近期不要给我稿子了”，但我终究还是为郭先生，硬着脸皮寄去一试。陈先生没征求我的意见，就把这篇文章转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新文学论丛》，而主编毛承志先生又以最快的速度把它发在1981年第一期，这些都是我和郭先生始料未及的。

    这篇论文发表之时，正是郭风40年散文诗选集《你是普通的花》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际，不久我就收到郭先生题签的此书，用钢笔写着：“吴周文同志指正，郭风赠，1981年2月8日福州。”在我看来，这一年堪称新时期的“散文诗年”，散文诗创作的繁荣，让我感到散文诗的春天即将到来。后来，关注和研究散文诗的学者果真愈来愈多，发表的相关论文也愈来愈多。这种景况也许与陈骏涛和毛承志两位先生扶持小作、关心郭先生的创作不无关系，他俩倍加爱护和扶持散文诗这株“蒲公英”。这里，我要对他俩郑重道一声迟到的“感谢”。我也读懂了郭风先生蒲公英般的虚怀。

    写完论秦牧散文的论文后，我就直接把文字稿寄给他，期盼得到他的指教。他很快回复，至今我还保存着这封用淡蓝信笺写的信，念念不忘于他的宽厚。他对我的文稿予以肯定：“关于谈到知识性为思想性服务，杂文在散文中的比重，议论中的抒情韵味、放纵和控制等方面，我以为见解是贴切的，在这一类评论文章中，我觉得尊稿是出类拔萃的。”他没提具体的修改意见，只在文稿上改了几个错字，并说《文艺报》或《花城》杂志可能会发这类文章。秦先生连拙稿在哪里容易发表，都给我以指点，愈发让我感受到他那颗仁爱之心，拳拳可鉴。于是我将文章寄给广东的《花城》杂志，因为秦牧先生的盛名，便很快在1982年第一期上发表了。这期刊物因发表了当时遭到批判的遇罗锦的《春天的童话》，很快被查禁，后来我又将此文收进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散文十二家》，此文才真正得以面世。

    1982年我去海南岛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年会，途经广州。一天上午，我和后来成为知名小说家的郭小东去秦先生家里造访。我们在客厅里天南海北地聊。秦先生聊他的童年，讲他如何顽皮，如何经常挨妈妈的责罚，舅舅又如何每每来“解救”；长大工作了，又如何经常买烟酒去感谢他舅舅。后来又聊他自己的创作，什么哲学、天文、地理、历史、医学等等书籍都看，才使他的散文充满了知识趣味。还聊到创作道路，“文革”所遭遇的“批判”等等。一聊就是两个多小时。我俩正准备告辞，他的夫人、散文家紫风来请我们去餐厅用餐。就在我们访谈时，女主人已经备好了一桌饭菜。原来，秦牧夫妇听说我要去拜访，早就做了留饭的准备。我大感意外，有些受宠若惊，不免拘谨、木讷起来。秦先生见状，温和地笑笑说：“请随意，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后来知道，秦先生总是这样宽厚地对待年轻朋友的。

    我与碧野、何为、徐开垒、林非等散文家也有过交往，这里就不一一叙说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与艾煊先生下围棋。我俩一有机会见面就下。1998年我与他一起在成都开散文研讨会与“德阳笔会”期间，下了很多盘，他很有棋品，豪爽得没输赢心，输了就再开棋局，完全把下棋当成创作之余的休闲。临别的时候，他把剑南春酒厂赠他的、二两装的小“剑南”转送给我，并幽默地说：“我算是请你喝过酒了”。

    朋友是酒。与老一辈散文家的交谊，在我，就像品赏陈年佳酿，让我记住它的清澈、醇香，忘不了它燃烧我心口的感觉，直至今天、以至永远……

    （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原副会长、扬州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