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红色

    在皇后大学作讲座的那天晚上，有个学生问我，一个中国人来到贝尔法斯特，会有怎样的感受。我还来不及想，一句话便冲口而出：“我由衷地喜爱。我好像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末的上海，我的童年时代。这里的空气中有种动荡而哀伤的浪漫气氛，就像我童年时对文化大革命岁月直观的感受。”有时我会这样，想法直接从脑子滚到舌头上，在听到自己说出的话时，心里一边惊奇，觉得这种想法似乎有点意思，却也不肯定。

    “文化大革命你们知道吗？”我问。“也许不是很清楚，但可以体会。”有人在暗处轻轻说，带有凯尔特口音的英文真是温暖。

    那街尾烧书熊熊的火光，那空气中火热的不安和悲剧的预兆，一种晴空中雷声翻滚的荒诞感。

    这时，我眼睛的余光看到西奈特转头看了我一眼。她是“作家火车之旅”时，与我十几天日日相处的伙伴，在贝尔法斯特出生并长大的天主教女诗人。

    讲座结束，一伙人披着星光去爱尔兰酒馆喝酒，听唱歌。喧哗声中，西奈特拿着杯正牌的黑啤酒对我大声吼着邀请道：“我带你去看我爷爷。”西奈特的爷爷是爱尔兰共产党最老的党员，也是和平时代爱尔兰共和军的老战士。

    这样，我和西奈特就去贝尔法斯特郊外的一个叫埃里尔的小村子去拜访爷爷。

    西奈特那辆手排档的白色小捷达，带着一股她家狗身上的气味，不知为什么，总让我想起昆德拉小说里特里莎的那辆车。公路的一边，是因为总是下雨而绿得要命的山坡，另一边是灰绿色，好像一块大玻璃般的大海。大海那种易碎又坚硬的感觉，给人一种久违了的不安，似乎什么又大又恶的事情就要发生。那种在我的童年常常徊惶难去的不安和苦楚，今天居然在贝尔法斯特重温，还夹杂着一种淡淡的复杂的诗意。

    “我没想到你昨晚会那样回答学生的问题。”西奈特轻轻地说，“我很感动。”我也不曾知道，那种强烈的不安与拒绝，终究化为一种诗意了。“这也是我成为诗人的原因。”西奈特说。

    贝尔法斯特的风云岁月里，她父亲是在小酒馆里热烈讨论独立问题的年轻学生，她母亲是来到贝尔法斯特作夏季旅行的英国学生。母亲在酒馆里认识了父亲，被他吸引，于是留下来，一边喝着酒，一边听着无穷无尽的政治讨论，接着结婚生子。西奈特是跟着父母在那些大门紧锁、烟雾缭绕的天主教街区酒馆里长大的。诗人这么长大似乎是合情合理的。我小时候严重口吃，是反革命家庭中最小的孩子。我的爷爷只知道他的儿子为革命成功落下一身病，生死未卜15年，他不能接受儿子一夜之间变成反革命，忧愤致死。我在死寂的家庭里长大。一个小说家这样长大，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那么你懂得那种奇怪的亲切感。”我说。“这里，大家都懂得。”西奈特说。

    爷爷住在乡下那种袖珍的小木头房子里，窗上挂着手工勾的白线窗幔，木窗木门漆着桃红油漆，好像古老的玩具店里摆放的那种房屋模型。爷爷坐在铺着老式花纹桌布的桌边等我们，下午茶也摆好了：鸡肉蘑菇堡，杏子派，红茶。

    “喝牛奶吗？”爷爷招呼我，颤颤巍巍地举起奶壶。他们那一代男人，一直都保持着对女人的温柔、礼貌以及悉心的照顾，就像我爸爸，只要自己还能站起来，就会在请客吃饭时给女宾拉开椅子。

    不知怎么说起来，我也会唱一些古老的爱尔兰歌曲，《绿袖子》《丹尼男孩》《夏日最后一朵玫瑰》，但是总也弄不清楚这些带有动人凯尔特曲调的歌曲，究竟是英国的还是爱尔兰的。几十年前，爱尔兰当足了800年英国的殖民地，贝尔法斯特至今还有条叫和平线的高墙，隔离开爱尔兰人和英国人的街区。

    我们在冒着热气的茶杯前一起唱起了《丹尼男孩》：“那笛子声好似在召唤，丹尼男孩。夏天已经过去，花儿在凋谢干枯。”爷爷唱得和我们不一样，我和西奈特好像唱情歌那样温柔，爷爷却唱得响亮、放任，并且像我爸爸一样走调。

    爷爷从前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很早就自己谋生，在造“泰坦尼克号”的那个船厂里当过童工。他在那里参加了爱尔兰共和军，于是被英国人抓去坐监牢。监狱设在一条停泊在大海中央的旧船上。爷爷不以为苦，他说监狱是他的大学，他在那里认识了爱尔兰共产党人，他们教他认字、读书、学习法律。他还在那里见识了爱尔兰海的壮丽。离开船上的监狱时，他已是一名爱尔兰共产党员，直到苏联解体。

    “我爸爸说，现在是世界革命的低潮时期。”我对爷爷说。他深深地点头称是。“哪里有穷人，有不平等，哪里就会有真正的共产党员。”爷爷说。如果我将爷爷带有强烈凯尔特口音的英文翻译成中文，和我父亲说过的真正是一字不差。

    我和西奈特说也许他们两个老牌共产党员应该见一面，但他们都已经太老了，不能坐那么长时间的飞机穿过欧亚大陆。“也许可以选一个中间地点见面，比如莫斯科。”我说。

    爷爷不懂中文，但会说少量俄文。我爸爸可以说些老式的英文和俄文，也都是他自学的，为了革命的需要，还学了日文和波兰文。他们要是能够在一起讨论对世界的看法，肯定是知音。

    爷爷把布满皱纹的手按在前胸。“你的爸爸一定有过非凡的经历，我向他致敬。”我相信爸爸要是听到这些话，一定深为自豪。

    爷爷站起来，带我去看一间房间。那房间小小的，靠墙放着一张古老的窄小的单人床，床上铺着干干净净的黄条子被套和方方的鹅毛枕头，边上是一张白漆斑驳的写字桌。一个椭圆的相框里有个严肃的男孩，那是西奈特的爸爸，那个在家中厨房制作土燃烧弹的街头少年。后来他像乔伊斯小说里那个淋了雨，便得肺炎去世的高尔维少年一样，在很年轻时就离开了人世。但他的房间一直保留着旧貌，要是西奈特回来，也住在这里。书架上放着版本古老的书，有几本非常眼熟，那是当年苏联向各国共产党赠送的列宁选集和斯大林传记，放在我家书架上的，是它们的中文版。

    爷爷说：“到了天涯海角你也不要忘记，这里有你一间屋。你再来，就住在这里。”

    那是我在贝尔法斯特那灰绿色大海边的一间屋，一个属于我的房间，桃红色的门和窗，窄小的单人床。

    （作者为上海作协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