析阮元金石学成就之因

    孟凡港，男，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2010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阮元〈山左金石志〉研究》。

    博士导师：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培华

    通讯评委：北京大学教授 漆永祥 山东大学教授 刘心明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芸台，江苏扬州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进士，历官乾隆、嘉庆、道光三朝，担任过中央与地方多个要职，在清代中期的政治舞台上活跃了近半个世纪。阮元身为达官而不废学问，在经学、史学、金石学等领域造诣深厚，其中，在金石学领域，著有《山左金石志》《皇清碑版录》《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两浙金石志》《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等，在乾嘉金石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阮元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丰硕的金石学成果？其成功之处在哪里？本文以《山左金石志》为例，对该问题作一探析。

    乾嘉考据学繁盛的学术背景

    清初，顾炎武等学术大师力除明末空谈心性之风，主张经世致用，提倡重证求实，开启了一代新的学风。此后，大批文人学士承清初思想家之余绪，纷纷摈弃相对空疏的宋明理学，潜心于经史研究。经过百余年的酝酿、发展，至乾嘉时期，考据学风靡一时，举凡经学、史学、金石学、小学、舆地学等均在考证之列。在此学术潮流牵引下，金石研究日益兴盛，方家竞论，名著丛出，如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毕沅《关中金石记》与《中州金石记》、武亿《金石三跋》、阮元《山左金石志》、孙星衍与邢澍《寰宇访碑录》、王昶《金石萃编》等便是其中翘楚。金石学于元、明中衰后再次复兴并达到极盛，正如梁启超所云：“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清代学术概论》第十六）金石学借考据学而勃然兴起，考据学资金石学而成绩卓越，二者互相推动，相得益彰。阮元的金石整理与研究活动正与此时学术全盛期的气象与氛围息息相关，与翁方纲、钱大昕、毕沅、武亿、孙星衍、王昶等人的学术交流使其既继承了传统的金石学治学方式，又摒弃了以往鉴藏家“居奇”、“自珍”、“秘玩”的鄙陋心态，正是在这种考据家与收藏家、金石学家与汉学家共同疑义相析的学术交流背景下，才促使了阮元丰硕金石学成果的取得。

    “亦官亦学”的身份

    阮元身兼高官与学者双重身份，这为其金石研究带来极大便利，因为他可以借助在官场以及学术界的人际网络来进行金石碑刻的搜访与交流，而这是普通的金石学者所无法企及的。阮元外出访碑时，能够得到地方官员的鼎力支持，在接待、住宿、捶拓上给予方便，甚至可以通过官方网络来募求拓工；同时，各地公库中以及官员个人收藏的金石器物，可得以观摩。如他曾在黄县（今山东龙口）库中见一古器，“口径一尺四寸五分，腹深二寸七分强，……底有小篆文铭二字曰‘五同’”，后将此器收入《山左金石志》卷二中。又如，仲姜敦，“为东昌张太守官五所藏”（《山左金石志》卷1）；永年匜，“登州蓝太守嘉瓒得之于济南市中，因借拓之”（《山左金石志》卷1），等等。如果阮元不是政府高官而是一普通学者，他能否进入黄县库中观赏古器？太守所藏金石器物能否提供给他？这些都是疑问。另外，也正是依靠着其官僚声望，山东地方官民积极响应，纷纷提供自己的金石收藏。

    广泛的学术交游

    阮元以游幕、仕宦的经历及其在金石学领域的极高声誉，结识了大批学者，如朱筠、翁方纲、邵晋涵、王念孙、任大椿、孙星衍、钱大昕、王昶、黄易、武亿、钱坫、桂馥、朱文藻、何元锡、段松苓、赵魏等，建立起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十月，阮元随谢墉同行入京，这是他开阔交游的重大转折点。于京师期间，与翁方纲结交，又通过翁方纲与朱筠建立了非常密切的联系，朱氏幕中有章学诚、邵晋涵、王念孙、汪中、洪亮吉、黄景仁、孙星衍、武亿、钱坫等人，阮元遂得以与他们结识。如与孙星衍的交往，阮元在《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中云：“元与君丙午同出朱文正公之门，学问相长，交最密。知君性诚正，无伪言伪行，立身行事皆以儒术。”（《揅经室二集》卷3）在外放为官期间，阮元又广交各地学者。如视学山东时，结交山东及寓居山东的金石学家，有曲阜颜崇槼、桂馥、济宁李东琪、巨野李伊晋、钱塘黄易、江凤彝、吴江陆绳等人。阮元在与他们交游中，共同研讨金石之学，相互馈赠金石碑拓，极大地促进了其金石研究。如孙星衍为阮元编修《山左金石志》提供了的许多金石资料：楚良臣余义钟，“为孙渊如观察所藏，拓铭文并释文寄元”（《山左金石志》卷2）；《栖霞寺造象钟经碑》，“孙渊如观察于嘉庆丙辰访得拓寄”（《山左金石志》卷11），等等。

    学人幕府及其集体编修模式

    清代学幕盛行，对社会各方面有着深远影响，当时学识优长的政府高官，如徐乾学、卢见曾、朱筠、毕沅、谢启坤、阮元等，无不将众多学人招揽于自己门下。正如全增佑在《清代幕僚制度论》中所说：“于时督抚学政，颇广开幕府，礼致文人，而不尽责以公事。此等入幕之宾，其性质初不同于刑钱幕友，此种幕府不啻为一学府，其府主往往为学术界名流前辈，故人才之造就于斯为盛！”（《思想与时代》1944第32期）幕宾在幕府中有多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在幕主的组织下进行学术研究。游幕学人成为当时学术成果的主要创造者，促成了清代学术繁荣景象的出现。阮元作为乾嘉时期最富盛名的官僚型学者，其历官所至，广招贤士，先后招纳幕宾120余人，其中就汇聚了自乾嘉之际至道光初期的众多金石学者，如任山东学政时期的朱文藻、何元锡、武亿、段松苓等人，任浙江学政时期的赵魏、钱坫、孙星衍、江德量、陈寿祺、张廷济、朱为弼、翁树培、宋葆醇等人。大批金石学者的加入，壮大了阮氏幕府的学术实力，为其金石编著提供了学术上的保障。以《山左金石志》为例，该书是由阮元及其幕友朱文藻、何元锡、武亿、段松苓、赵魏等人历时两年集体编修而成，收录金铭石刻达1700多种，对于这样一部收录数量大、成书速度快而质量却依然上乘的金石学著作，若是仅凭阮氏一己之力，恐难能为之。阮元善于做学术组织工作，将他们分工协作，各尽所能。段松苓精于钟鼎铭文，负责编修吉金部分，朱文藻与武亿熟于石刻碑版，负责编录石刻部分。然后，编修成果汇而聚之，由阮元悉心加以考订，总裁其成。最后，由赵魏进行校勘。《山左金石志》之所以高质、高效完成，幕友们功不可没。阮元十分尊重他们的劳动，在《山左金石志》的序文与正文中指明参编人员的姓名，以示此乃集体编纂之成果，个人并无掠美之意，这充分体现了阮元非凡的人格魅力与高尚的学术道德。

    自身不懈的努力与正确的治学方法

    阮元对钟鼎彝器、石刻碑版有着强烈嗜好，一生致力于金石的搜访、著录与研究。他作为一名封疆大吏，尽管政务繁忙，但金石研究从未间断过。为了尽可能完整地将山东金石碑刻汇辑于一编，阮元利用视学各府州之机，不遗余力地探访古迹，搜寻金石。他深入荒郊僻野、陡崖险谷，不辞劳苦，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获得了大量一手资料。对于搜获的金石碑刻，案牍之暇，予以辨析考证。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令人敬佩。阮元在长期的金石研究中，形成了一套严谨、科学的治学方法。他不迷信古书陈说，而是从金石中稽古钩沉，将之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用以校勘史籍，印证史事，力求做到言必有据。由于其研究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之上，故得出的结论有很强的说服力，研究成果也就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阮元考据方法不拘一格，正如《山左金石志》所体现出的那样，除了典籍文献与金石碑刻相证法外，还有综合考据法、参稽互证法、类比推理法、常识推理判断法、考而不断法等，这些方法因问题不同而灵活运用。阮元对这些方法的自觉运用，不仅反映了他具有求实证的严谨治学态度，更说明他已熟谙科学的治学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