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文化心态

    美籍华裔学者吴森说过，中国文化的心态是“关怀”（Concern）的，西方文化的心态是“探究”（Wonder）的。借其名词引申之，可以说中国哲学是关怀型哲学，而西方哲学则是探究型哲学。

    从认识论看，关怀哲学的心态是互为主客。所谓互为主客，即作为关怀者的主体与作为被关怀者的客体，在关怀过程中没有严格的对立二分，主体不把客体永远当作客体，有时它会把客体当作与自己一样的主体，或者主体把自己当作与客体那样的客体。而且，主体对客体的认识，决不是袖手旁观的。如吴森指出的，在关怀的意识里，关怀者和被关怀者休戚与共、患难相扶，甚至是相依为命的。关怀者所关怀的对象，不仅限于被关怀者自身，而往往扩至于和被关怀者有关系的一切，有点“爱屋及乌”的心理。简言之，关怀的对象，不只是一个客体，而是环绕客体（指被关怀者）的整个相关的世界。故中国哲学认识论的主流，强调整体性、综合性、关联性，重视情境体验和直觉感通，具有实践、忧世和珍视传统的心理。在此意义上，中国哲学以“情”为中心。相对照，探究哲学的心态是主客对立二分。所谓对立二分，即作为认知者的主体与作为被认知者的客体，在认知过程的界限内，主体就是主体，客体就是客体，不能互换混淆。而且，客体被看作为居于主体之外并与主体有一段距离的“它者”。正是这段距离，招引主体去探究客体。在认知过程中，作为“它者”的客体是主体意识的全部对象，而“它（客体）是什么？”是主体探求的唯一问题，至于它的美丑、对主体是否有用，是否有利于世道人心等等，主体可一概不问。只要客观解答“它（客体）是什么？”认识过程就结束，该客体不再为探究的对象，主体遂转向新的客体进行探究。故西方哲学认识论的主流，强调客观性、清晰性、确定性，重视观察分析及定义、概念的思考，具有好奇、试新和向未知领域探险的心理。在此意义上，西方哲学以“理”为中心。

    从宇宙观看，关怀哲学眼中的世界只有一个。与主客交互的认识论相关，中国哲学主张人与万物一体。即世界是由诸多因素和分子组成的有机整体，人与万物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牵一发而动全身；人在宇宙的情境中，宇宙在人的关照里。一方面，人是宇宙情境的一部分，其根植于宇宙生命的大洪流中以承接生命，拓展生命，完成生命。另一方面，宇宙在人的生命拓展中，在人的关怀赞助中得以生生不息。故人与宇宙融为一体，世界只有一个。相对照，探究哲学眼中的世界是两个。与主客二分的认识论相关，西方哲学既有一个主体思维中的世界（它是由抽象概念和公式所组成的纯形式世界），又有一个客体组成的世界（它是外在客观的实体对象所组成的物理世界）。主体思维世界与客体物理世界二元对立。这种对立，在柏拉图那里表现为理念世界与经验世界的对立。在基督教便是上帝之城与人世之城的对立。在近代哲学便是思维世界与广延空间之对立；在现代科学哲学则有客观物质世界与抽象理论世界之对立。诸如等等，这都是由探究心态演绎而来的两个世界。而且，此对立世界依关系和重要程度的不同，分为强调主体世界第一位的唯心论与强调客体物质世界第一位的唯物论，以及强调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耦合对应的新实在论，这都源于两个世界的宇宙观。

    由于服膺于“万物一体论”，在人生观上，关怀哲学认为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休戚与共。人只有在与亲人、家庭、他人、社会乃至自然万物的关联交往中，在齐家、治国、平天下及参赞万物化育的过程中，才能成就自己，成就他人。探究哲学则多持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和独立性。对人来说，最重要的是成为自己、实现自己，而成为自己、实现自己，不仅与亲人、家庭、他人、社会乃至自然万物无关，而且还要摆脱来自亲人、家庭、他人和社会的干预。故追求个人自由和独立性，是探究哲学的人生观。

    中国的哲学家属于关怀性人格，他们大多是实践哲学家，具有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之身份。先秦诸子除“谈天雕龙”的公孙龙外，管子、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墨子、韩非子、邹衍等人都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淑世情怀”，他们大都出仕为官，治国理政，积极参与政治社会实践，力图将自己的学说推行于天下，实现世道太平。秦汉以降，儒家如董仲舒、王通、韩愈、李翱、二程、朱熹、陆九渊、王阳明等人积极用世则自不待言，而魏晋玄学人物如何晏、王弼、郭象、裴頠、阮籍、嵇康等人也未忘情于政治。甚至道教、佛教人物大都以超然的心态做入世之事业，他们大多都是社会活动家、救世家。总之，关怀心态熏陶下的哲学家，无论是儒的“入世”、道的“隐世”，还是佛的“出世”，都没有脱出“现世”的范围。在现世社会里，他们关怀顾念着苍生，力行着自己的哲学，甚至把践行视作哲学的精魂所在。而要表达关怀顾念之情，诗文为最佳之载体；要力行用世，历史乃资治的宝鉴。故中国的哲学家，同时也是文学家、史学家，文史哲不分。相对照，西方哲学家属于探究型人格，他们大多是理论哲学家，具有教师和学者的身份。古希腊“哲学之父”泰勒斯，其观察天象掉进井里，游历埃及测量金字塔的高度，颇有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的风度。苏格拉底把自己看作街头的道德教师。柏拉图除有过帝王师的短暂经历外，大部分时间在阿卡德米学院做老师，研究哲学和数学。亚里士多德除给亚历山大大帝做过两年的教师外，大部分时间在吕克昂学院研究哲学和各种学问。近代西方大哲学家除休谟、莱布尼茨外大都是教师和学者。被誉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尔，除短暂做过瑞典女王的教师外，大部分时间游历欧洲各地，进行哲学、数学和物理学的研究。英国哲学家霍布斯、洛克除做过教师或贵族的学术秘书外，主要从事哲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斯宾诺莎隐居大半生以研究哲学和几何学。康德是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教师，在学校他教授哲学，研究数学和物理学。康德之后，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尼采也都是大学的哲学教师，更不要说尼采以降的现代哲学家了。总之，西方的哲学家，无论身为学院的教师，还是身为贵族的教师或秘书，无论是隐居还是游历各地，基本上倾其一生研究哲学，同时还研究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故西方的哲学，与数学、物理学关系密切。因为哲学与数学、物理学的研究都是探究型的，都重视理论思辨和逻辑推理。故他们既是哲学家，又是数学家、物理学家。这种倾向，连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也不例外。

    在哲学创作上，中国哲学是“经典诠释型的”，而西方哲学则是“理论建构型的”。在“经典诠释型的”系统中，哲学著述的方式采用注解法，如对“五经四书”或《老》《庄》的注疏。哲学的创新呈“层累构造”的模式，其新观点、新概念层累于旧有名词之上，这就使得哲学创新看上去零散、不系统，甚至不显著。这都是尊重先贤、推崇传统的结果，是一种关怀的心态。而在“理论建构型的”系统中，哲学著述的方式采用批判和建构法，哲学的创新呈“体系颠覆”的模式。西方哲学的演变史是一套套理论对立和竞争的历史。古希腊，一边有巴门尼德强调的“一”与“不变”，一边是赫拉克利特的“多”与“变”；一边是诡辩论和原子论的“感觉”，一边是苏格拉底师徒强调的“概念”。中世纪，一边是哲学理性，一边是宗教信仰；一边是唯名论，一边是唯实论。近代以来，一边是大陆理性主义，一边是英美经验主义。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西方的哲学家，常常一家批判另一家，并力图“另起炉灶”以取而代之。故观西方哲学史，一派派理论如走马灯般轮换，你方唱罢我登场，令人眼花缭乱，使得西方哲学创新看上去更系统、更显著，这都是求变、求新、重理论思辨的结果，具有浓厚的探究心态。如果以西方的创新模式来衡量中国的创新模式，那么，中国哲学只是一串经典注释的历史。以最具系统性、创新性的宋明理学来看，不仅朱子哲学缺乏明显的创新，而且连后来的王阳明哲学也无显著的创新。这是因为中国哲学“层累构造”的创新模式所致，其新观点、新名词或散落于原典章句的疏义中，或层类于旧有名词之上，要考察哲学的创新，就必须从经典的具体注疏中做细致的考索和“剥离”，才能真正发现有创获的新观点、新名词。

    总而言之，中国哲学的认识论、宇宙论、哲学家人格乃至哲学创作发生都呈现出关怀顾念的心态，故中国哲学具有关怀哲学的特质。相对照，西方哲学则呈现出好奇探究的心态，故西方哲学具有探究哲学的特质。只有理解中西哲学之差异，彼此欣赏，互为批评，相互吸收，才能熔铸新哲学。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