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学会和近代英国科学精神

    1660年，英国科学家罗伯特·波义耳等发起建立了专门的学术研究机构，即皇家学会。1662年，英王查理二世正式批准成立学会，科学家们可以在此进行学术探讨和作品交流以及实验的演示。皇家学会的成立，是英国理性思想和科学精神最形象的反映。

    正如《皇家学会章程草案》中记录的：“我们明白，再没有什么比提倡有用的科技和科学更能促进这样圆满的政治实现了……我们只有增加可以促进我国臣民的舒适、利润和健康的有用发明，才能有效地发展自然实验哲学，特别是其中同增进贸易有关的部分；这项工作最好由有资格研究此种学问的有发明天赋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来进行。”16-17世纪，科学研究能够得到英国社会各阶层的支持，并非一种偶然。究其实，是英国人把科学研究得以兴起、发展的基础——理性思维以及由此演进而来的科学精神，融入到了民族特性之中，并视之为天经地义的事物。

1.

    16世纪，英格兰经历了宗教改革的胜利以及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强盛，一个新兴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旭日东升。在政治上倍觉民族自豪的同时，英格兰民族也感到必须强调自己文化上的与众不同。在当时西欧各国，民族优越感都是首先通过语言和文学来表现的，各国都强调自己的文学比其他国家更具优点，英国也不例外。乔叟、莎士比亚的作品都注重表现英格兰的民族性。而到了17世纪，诗人约翰·德莱顿则成为这种文学爱国主义的代表。在其作品《奇异的年代》中，他毫不掩饰对英格兰将要成就历史伟业的乐观信念：但是长久以来人类那可怜、昧暗的智慧/一直在追寻却徒劳无益，至今仍不为人所知的东西/将于这个时代在英格兰首次显现/并由此传授给那些钦羡不已的民族。德莱顿此刻的乐观不仅是因为文学和政治，而且是由于英国人找到了自己表达民族性的独特方式：理性。

    理性在16世纪的英格兰被认为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是人类“神圣的本质”。从培根开始，理性就被认为是现代人超越古代人的标志，科学被视为民族之伟大的标志。英格兰人自发而又有选择地将“有理性”视为其民族特性的具体体现和核心成分。所谓有理性，是指独立思考，有批判头脑，有能力基于自己的知识与合乎逻辑的考量来作出判断，热爱实践知识，习惯诉诸理智而不是情感和权威；“有理性”会使人们在面对权威时自信而坚定，会使人们平等地获得得以进步的真正知识。相较于文学上的成就而言，英格兰人认为理性和科学更能表现他们的天赋。

    同时，英格兰人将感官的、经验的知识作为坚持理性的基础。众所周知，培根强调通过实验观察来获取知识，他在《新工具》的卷首即开宗明义地写道：“人作为自然界之臣相，他所能做、所能懂的只是如他在事实中或思想中对自然进程所已观察到的那样多。”在此基础上，理性主义被17世纪的英国人加以进一步地阐释和强调。比如在科学家波义耳的空气实验和炼金术实验中，理性之运用贯穿始终。而牛顿也认为：“因为进行哲学研究的最好的和最可靠的方法，看来首先是勤恳地去探索事物的属性，并用实验来证明这些属性，然后是建立一些假说，用以解释这些事物本身。因为假说只应该用于解释事物的一些属性，而不能用以决定它们，除非它能为之提供一些实验。”在牛顿眼中，实验是为了验证理论的正确性而存在的，假说是科学研究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正是建立了正确的思维方式，英格兰的科学研究才得以成熟。

2.

    伦敦皇家学会的设立宣告了现代科学的兴起，将科学提升到职业声誉的顶峰，并实现了制度化。正是由于科学对英格兰民族认同具有显著的意义，因此英格兰人对科学研究心怀敬意，进一步促进了科学的全面进步。

    首先，人们认为，对科学的追求事关民族声望，科学之伟大就意味着民族之伟大，“为外国人所敬仰”是很多科学家进行科学探索的动力之一。早在16世纪，英格兰科学研究就领先于欧洲大陆，培根被誉为“我们英格兰的亚里士多德”；1600年科学家威廉·吉尔伯特在《论磁石》中提到：“在长途航海中观察到磁偏角差异的其他博学之士都是英格兰人。”17世纪的波义耳也在一封信中提及：“我们必须说，英格兰有大量富有学识和满心好奇的人，其数量要比全欧洲的还多，他们的成果实实在在而且详尽精细——这个世界上充斥着笼统理论的时间已经太长了。”丰特奈尔（法国科普作家，1657年—1757年）在《牛顿颂》中写道：“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应该如何评价理智的荣耀，他们心里一清二楚，不管是谁，只要能为他们的国家获得这一荣耀，都会被他们万分珍爱。”皇家学会的秘书奥尔登堡则告诉牛顿，他应该更加“精力充沛地从事研究并将它们推向极致，这既是为了你自己的荣誉，也是为了民族的荣誉”。

    其次，在与欧洲大陆诸民族争夺民族声望的时候，英格兰非常强调科学发现的优先权，因为他们明白这是和其他民族进行文化竞争的武器。当时最杰出的数学家约翰·沃利斯在信中经常提到民族声望的问题，他希望“我们自己民族的人在及时发表他们自己的发现时，要比我通常知道的略微提前一点（特别是那些重要的发现），不要让外人收获了我辈中人作为创始人的荣耀”。而皇家学会也敦促牛顿“有必要采取措施防止这项发明（折射望远镜）被外国人篡夺”。之后，皇家学会又一再敦促牛顿：“这部（关于光和颜色的）论著应该马上印刷出版，刻不容缓，因为我们有理由担心，其中所包含的奇妙而惊人的想法……可能很轻易就会从你那里被夺去，而其荣誉也被外国人占有，就像我以前曾告诉过你的那样，他们中的一些人动不动就炫耀和贩卖并非他们国家的成果。”牛顿对此表示了赞同，尽管他很少关注技术性细节之外的事情。而他在推荐另一位地理学家约翰·亚当斯时，也将其著作《一本英格兰地理概述》称为“民族声誉的图样”。

    于是，在近代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英国的科学精神在举国一致支持的情况下巩固了它的阵地，并向全世界贡献出了牛顿这样的科学巨匠。截至17世纪末，英格兰人已经坚定不移地将自己界定为一个科学的民族。当时负责撰写《皇家学会史》的作者托马斯·斯普拉特，认为英格兰人的科学能力毋庸置疑：“学问不仅仅是指古代一切有用的科学，而且其中最特别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所获得的、关于人类与自然之真正知识方面的所有发现。英格兰人的性情在各民族中最适于促进这种知识的发展。”因此，斯普拉特对英格兰未来的荣耀与繁荣信心十足：科学精神深深扎根于英格兰的民族特性之中，科学的进步加倍地推动了英格兰民族的进步。

    近代以来几个世纪的发展，证明了斯普拉特的乐观与预言。截至今日，英国皇家学会是世界上历史最长而又从未中断过的科学学会，起着全英科学院的作用。此外，英国为世界贡献了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及众多优秀的科研人才，为人类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虽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早已为历史所证明，但只有在英格兰，科学在发挥其潜力之前很久就成为人们膜拜的对象。民族主义推动了科学的发展，使之成为一种半宗教的事物。英国能够成为近代历史上的头号世界强国，实则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已经显出端倪。这或许才是引领近代世界科学之先的英格兰，最值得今人深思的地方。（作者单位：南京大学历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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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为世界贡献的部分诺贝尔奖得主

    1902年，罗纳德·罗斯因疟疾研究方面的成就，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1904年，威廉·拉姆齐因为发现空气中的惰性气体元素被授予诺贝尔化学奖。

    1929年，弗雷德里克·哥兰·霍普金斯因为发现刺激生长的维生素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1935年，詹姆斯·查德威克因发现中子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45年，英国细菌学家亚历山大·弗莱明、病理学家霍华德·弗洛里与生物化学家恩斯特·伯利斯·柴恩因发现青霉素及其对各种传染病的疗效，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

    1958年，弗雷德里克·桑格因对蛋白质结构组成的研究，特别是对胰岛素的研究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1982年，阿龙·克卢格因用晶体学电子显微镜技术在病毒以及其他由核酸与蛋白质构成的粒子的结构分析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2003年，安东尼·莱格特因对超导体和超流体理论作出的先驱性贡献，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2012年，英国科学家约翰·格登和日本医学教授山中伸弥因其在体细胞重编程技术领域作出的革命性贡献，共同获得诺贝尔医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