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报告文学的“场”

    在讨论报告文学的“场”之前，先对“场”作出解释。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此处的“场”的解释为：名词，物质存在的一种基本形态，具有能量、动量和质量。实物之间的相互作用依靠有关的场来实现。本文以“场”为议题，就是把报告文学（作品）作为一种物质（实物）来看待。由此笔者认为，优秀的报告文学想要具有“三量”——能量、动量和质量，就必须具备“三场”——立场、现场和气场。

    立场，报告文学的能量之源。真实既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力，也是报告文学区别于其他文学体裁的标准。报告文学与虚构和想象无缘，它的使命是记录现实、还原历史。对作家来说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立场”问题，也就是创作的方法论和价值观、历史观问题。

    “立场”就是头脑，就是思想，就是方向，就是能量之源，落实到具体创作中就是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观点建立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坐标系，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紧紧围绕人物、事件的主题，牢牢抓住主流和本质，既不以偏概全、含沙射影、移花接木，更不以个案代替整体、以局部置换全局，力求客观公正。报告文学作家不仅需要技巧和才能，更需要勇气和担当。加缪说过，做一个好的作家，难道就是把世界要没落这个消息告诉读者就行了吗？难道作者不需要起码的意向性的立场吗？如果报告文学创作只在细枝末节上打转转、嚼噱头，哗众取宠，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其结果自然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现场，报告文学的动量之基。报告文学的真实性、客观性从哪里来？答案就是“现场”。无论是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报告文学的创作都必须强调抵达生活的现场或回到历史的现场。

    眼见不一定为实，耳闻不一定为虚，“现场”需要纵横分析和理性判断。因此，现实题材的报告文学如何记录“现场”，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如何还原“现场”，就需要报告文学作家具备思想家的高度、政治家的宽度和评论家的锐度，在呈现事实和史实的过程中，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更要强化没有偏见的客观洞察力。

    也就是说，报告文学作家不可让文学作品强行承担额外的“任务”，应该警惕把个人政治化的想法放入文学理论和创作中，不能仅靠主观的经验、观念或意图简单地介入现实或历史，更应该正确地守住底线、把握界限，避免泛政治化。因此，报告文学的“现场”维度应该是四维空间，是立体的，是一个永恒的动量。

    气场，报告文学的质量之本。当前中国文学的“精神缺失”恐怕已经不是一个作家的问题，而是群体甚至整体共同的问题。究其原因，除了“浮躁”之外，还是“功利”两个字在作怪。

    如今许多作家已放弃了文学的尊严和崇高，忘却了文学的庄严和神圣，在市场的诱惑之下失去了“气场”，成了一个玩弄文字的“匠人”，“快餐式”的商业化写作生产出了大量的“垃圾”作品。恐怕这些作家内心也是矛盾的，也是不满意自己的。但却缺少操守的坚持，缺少一颗平常心。因此，这就需要弘扬正气，向真向善向美，鞭笞假丑恶，传递正能量。

    邓友梅先生曾经说过：“如今中国文学的写作环境空前宽松自由，在这样的大好局面下，作家就更要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自律精神。纯文学也好，通俗文学也好，都是既要有趣也要有益。作品内容总要有益于世道人心，最低限度也要积德而不缺德。不可在道德理念上误导读者，尤其是损害青少年一代的心灵。”

    作家失去“气场”，一味地追求印数、要求版税，创作质量下降已经不仅仅是媚俗的问题，而是“媚低级趣味”。书商要什么就写什么，影视制片人需要什么就写什么，邀约单位或传主需要些什么就写什么，什么好卖钱就写什么，哪里还有什么文学的良知和艺术的追求！这也是我们的文学中充斥着大量的“隐私揭秘之作、远离现实之作、藻饰脓疮之作、涂改历史之作、贩卖乡土之作、玩弄智巧之作和在‘寄生阶层’的虚拟传奇里‘打情骂俏’的粉气的、匪气的、流气的、仙气的胡编乱造杜撰之作”的真正原因。

    上述报告文学的“三量”和“三场”，它们有机统一，互为条件，互相影响，都服从并服务于报告文学的责任和使命。什么是报告文学的责任和使命呢？我愿意用宋代思想家张载的话来回答——“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者单位：解放军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