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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3年05月22日 星期三

    重温“行行出状元”

    萧伟光 《 光明日报 》( 2013年05月22日   12 版)
    文章配图

        编者按:

     

        随着又一个毕业季的到来,699万名普通高校毕业生即将踏上工作岗位,开启人生的一段全新征程。当庞大的求职队伍面对有限的就业机会,难免会产生“岂能尽如人意”的嗟叹。无论是谋得职业者,还是尚在寻觅者,很多人都感受到了梦想与现实的错位。投身“冷门”职业值不值得?不能达到公认的“成功”怎么办?困顿面前,我们似乎应对“行行出状元”的古训多一份深思。看似老调重弹,实则饱含古今智者对人生与得失的深切体察——

     

    适己之性 尽己之分

     

        状元是古代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是一个类比的说法,是说不论做什么行当,都会显出价值,都会受到尊重。而事实上,“文无第一”,榜眼是不是一定就比状元差,那倒不见得。据宋人陈善《扪蚤新话》记载,北宋嘉佑元年的科举考试中,主考官欧阳文忠公读到一篇气冲霄汉的雄文,大加赞赏,本想将其定为第一,但又恐此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为避嫌而将其定为第二。殊不知,此文的作者,却是后来万世景仰的文豪苏东坡。这叫“遇不遇者,时也”,虽然大家都有才。

     

        很多行当都是技、都是艺,但倘若能上升到“道”的高度,这个时候就已显出其自身价值而不必他求,亦不必羡忌他人了。有道之人是受中华文化高度推崇的,此道非高高在上,而是无所不在的,庄生所谓“道在屎溺”,就是道无所不在的一个生动表述。

     

        有道之人的典型例子是《庄子·养生主》中的主人公庖丁。“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将屠牛当成一件乐不可支的事儿来对待,连文惠君都看傻了,“嘻,善哉!技盍至此乎?”庖丁便讲述了自己如何“依乎天理”、如何做到游刃有余的体悟。当牛“然已解,如土委地”时,他“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有了这种高峰体验,“何假南面百城”!

     

        庖丁可能是庄子虚构的,但欧阳文忠公的《卖油翁》则是真人真事。文中的康肃公是北宋名臣陈尧咨,他是真宗朝的状元,其兄陈尧叟则为太宗朝的状元。“陈康肃公善射,当世无双,”射箭中的者十之八九,卖油翁偶然路过,见到如此神勇之人亦只是微微点头称是而已,康肃公因而问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卖油翁不卑不亢,回答得简短有力:“无他,但手熟尔。”康肃公怒了,“尔安敢轻吾射!”卖油翁答:“以我酌油知之。”意思是,卖油虽没有射箭那么飒爽潇洒,但同样是一门手艺,如何练到高妙境界,可以类推而知之。不仅如此,还可以现场表演给你看:“乃取一葫芦置于地,以钱覆其口,徐以杓酌油沥之,自钱孔入,而钱不湿。”这个过程和庖丁解牛一样精彩,只是文忠公描述得不像庄生那般惊天地泣鬼神而已。临末,老翁淡定地说:“我亦无他,唯手熟尔。”康肃公只好笑着打发他走了。

     

        一个卖油的老者在真正的“状元”面前毫无愧怍,他就是这个行业的“状元”。对此,儒家的说法是,君子“素位而行”则“无入而不自得”,所谓“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道家的讲法是“适性逍遥”,郭子玄所谓“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朱子心中三代(夏、商、周)之人无不学,“其学焉者,无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职分之所当为,而各俛焉以尽其力,”人人皆能适己之性,尽己之分,这就是“非后世之所能及”的三代之治。然而,古人早已明了的道理,在今天受到了现实的挑战——在很多人看来,“钱”与“权”成了时代的主流,所谓的“三百六十行”,在这两者面前都黯然失色、饮泣吞声。这个时代之所以不能“行行出状元”,和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有多少人在削足适履、盲目追求别人眼中的幸福?又有多少人在“愿乎其外”、为自己难填的欲壑而殚精竭虑、辛苦恣睢?

     

    各安其位 各尽其才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以人为本”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而被写入党章,它也成为沟通古今政治理念的一座桥梁。

     

        梁任公曾说过:“儒家哲学范围广博,概括起来说,可以《论语》‘修己安人’一语括之。”《论语》中的原话是: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修己以安人”其实就是“修己以安百姓”,这是连尧舜这样的圣王都不无缺憾的。而对政府来说,“安人”就需要在制度上保证让每一个公民都能各安其位、各尽其才。《尚书》有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对政府领导人来讲,其最大的德行就是能够实行善政,而善政的目的不是其他,正是“养民”,正是“安百姓”。

     

        “三百六十行”,行行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文子》有云:“有鸟将来,张罗而待之。得鸟者,罗之一目;今为一目之罗,则无时得鸟。”每一张罗网都有成百上千的网眼,而最终能够抓住小鸟的只是其中的一个网眼;但是,如果只有这一个网眼而没有其他网眼的配合,这个“一目之罗”是无论如何也抓不到小鸟的。我们的各个行业就像是千百万个网眼一般,相互照应方能使得社会和谐,方能实现“善政”,而“养民”亦已在其中矣。这就需要我们的政府能够调配好各个行当之间的关系,做到因势利导、惠而不费。

     

        唐代诗人周昙的一首《咏史诗》这样写道:“定获英奇不在多,然须设网遍山河。禽虽一目罗中得,岂可空张一目罗?”那些公忠体国的王佐之才,如伊尹和姜太公,君王得一足矣,但是倘若君王不能如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般礼贤下士,这样的大臣又如何能找到呢?如子思所云,“此乃得士则昌,失士则亡之秋也,”在上位者尽在上位者的本分——皋陶所谓的“知人”和“官人”,孟子所谓的“尊贤使能”——在下位者方能尽在下位者的本分,各尽所能,各安其位。

     

    维齐非齐 自然合理

     

        我们也要注意到,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尚书》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能只看表面现象。

     

        “维齐非齐”四个字背后蕴涵着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哲学家楼宇烈先生称之为“自然合理”。楼先生认为:“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讲,中国是有科学思想的,自然合理就是科学思维”——这里的“自然”非指自然界,而是自然而然、本然的意思——“自然合理有一个特点就是个性化,这跟现代科学的普遍适用不一样,它注重的是如何符合这个事物的特性、事物的本性。”正如水一般,它可以随器赋形,随物寓色,从而滋养万物,这也正是老子认为“上善若水”、水“几于道”的根本原因之一。顺应事物的本性就需要尊重事物的个性。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自然合理即是“道”,它也正是“行行出状元”的理论根据。

     

        科学合理就不一样,它意味着有统一的标准,人人皆须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成为这个行业的“状元”。科学合理确实方便了管理,但人非死的机器,而是有血有肉的万物之灵,有些时候,就需要因人而异。梁任公与当时清华校长曹云祥的一段对话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梁先生向曹校长推荐陈寅恪先生,曹问:“陈先生是哪一国的博士?”梁答:“既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曹又问:“有没有著作?”梁又答:“没有著作。”曹于是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那怎么行呢?”梁于是答道:“我也算是著作等身了,却没有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数量上的东西容易计量,质量或者说特性上的东西就需要见识和眼光才能识别。

     

        当社会真正领悟到了以人为本的内涵时,当我们都理解了自然合理的重要性时,“行行出状元”便有可能从愿望变成现实,从个别事例变成普遍现象。(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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