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先生离开我们已十年有余,倘若他还活着,到今天,当是百岁老人了。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纪念孙犁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是为了重温先生的文学成就,也是为了认真思索他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精神遗产。
就我个人而言,纪念一位作家的最好方式是回到他的作品。一个作家最深邃的生活,不在他的日常起居,而在他的文字之中。他的欢乐与痛苦,他的希望和绝望,他灵魂的底蕴,无不凝结于此。对于像孙犁先生这样人品与文品高度一致的作家,就更是如此了。可以说,孙犁的作品伴随了我这一代人的成长。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了童年时期阅读孙犁作品的体验。那个叫双眉的农村姑娘,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眼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对我有一种不可言传的美的诱惑。现在,这部题为《村歌》的中篇小说已经不大有人提起了,或许在研究者看来算不得孙犁的代表性作品,但它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它还影响了我阅读孙犁的方式。当我一再重读孙犁先生的作品时,那些女孩子们——年轻的、美好的、鲜亮的生命,有如初春的平原上绯红的朝霞,就会被重新召唤出来,让人惦记,让人怀念。我想,这并不违背孙犁先生的心愿,他说过:“女孩子们心中,埋藏着人类原始的多种美德。”
我怀念水生嫂、吴召儿、秀梅、妞儿们,那是因为,她们身上有孙犁先生一生所信仰和追寻的“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在我看来,孙犁似乎天然有一种本领,能叫笔下的女孩子们带着某种特殊的东西走到你面前来,让你久久无法忘怀。这特殊的东西是什么呢?在水生嫂身上,是一种气味。想到她,我立刻会想起清朗的月夜,想起湿润的空气,想起那薄薄的透明的雾,想起随着清风吹过来的新鲜荷叶荷花香。这荷叶荷花香始终笼罩着她,在她听说水生第一个报名去抗日的时候,在她摇着小船在白洋淀里穿梭的时候,在她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的时候。在吴召儿身上,那是一种色彩。她的红棉袄,在黑黢黢的山石间,红得那么鲜艳,那么明媚,仿佛“开出一朵红花”,“浮起一片彩云”。谁又能说,那红色不是希望的颜色、胜利的颜色呢?在妞儿身上,那是一种声音。这个伶牙俐齿的女孩子,叫我们记住了她活泼泼的声音,以及声音下面那一颗火热的心。用不着再举更多的例子了,每次读孙犁的作品,就仿佛看到这些女孩子笑吟吟地站在我面前,那么质朴,又那么美。在写《荷花淀》、《芦花荡》这一批小说的时候,孙犁先生经过七、八年的艰苦斗争之后到了延安,生活稍许安定下来。在延安窑洞的油灯下,金戈铁马,时时入梦,成为他不竭的创作源泉。孙犁先生不大写战争的残酷,他的笔墨都用来书写抗日战争时期坚忍不拔、携手相助、乐观豪迈的中国军民。那些女孩子们,就是孙犁心目中人民的代表,“美”与“善”的化身。孙犁先生说:“《山地回忆》里的女孩子,是很多山地女孩子的化身。当然,我在写她们的时候,用的多是彩笔,热情地把她们推向阳光照射之下,春风吹拂之中。在那可贵的艰苦岁月里,我和人民建立起来的感情,确是如此。我的职责,就是如实而又高昂浓重地把这种感情渲染出来。”先生的话,至今具有金石般的质地。文学以人民为中心,这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作家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深刻情感,是作家满怀真诚地抵达的思想和艺术高度。
在我看来,真诚,是作家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文学批评家特里林说,“真诚主要是指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体现在这种一致性上的价值在历史的某个时刻成了道德生活的新要素。”我想,正是对这种一致性的坚持,构成了孙犁艺术力量中的决定性因素。也正是因为这种真诚,孙犁先生能够在复杂的时代风云中写出超越生活表象的“真实”。诞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铁木前传》,就是最好的证明。不必说它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也不必说它那清新而又讲究的语言,更不必说它那温婉而又凛然的气质;单说那个精灵一样的女孩子小满儿,就足以抵达刻骨的人性深度。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她似乎是一个落后分子。可是,这个仿佛是从《聊斋》里走出来的女孩子,单用美艳、明媚不能概括她,单用狡黠、虚荣不能概括她;单用热烈、纯真更不能概括她,她似乎是上述这种种形容词的混合体,而作家在表现她时,也是怀着十分复杂的感情。我不止一次细细品味那诗一般的段落:“炎夏的夜晚,她像萤火虫一样四处飘荡着,难以抑止那时时腾起的幻想和冲动。她拖着沉醉的身子在村庄的围墙外面、在离村很远的沙冈上的丛林里徘徊着。在夜里,她的胆子变得很大,常常有到沙冈上来觅食的狐狸,在她身边跑过,常常有小虫子扑到她的脸上,爬到她的身上,她还是很喜欢地坐在那里,叫凉风吹抚着,叫身子下面的热沙熨帖着。在冬天,狂暴的风,鼓舞着她的奔流的感情,雪片飘落在她的脸上,就像是飘落在烧热烧红的铁片上。”我意识到,在她轻佻、随便的外表下,有着无可抑制的热情与幻想,也有着不为人知的痛苦与悲伤。孙犁深刻地同情人,深刻地了解人,他忠直地按着源自内心的同情和了解去写,正是因此才使他的人物穿越时间而鲜活如新。可以说,有了《荷花淀》,孙犁先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中的位置;而有了《铁木前传》,孙犁先生才成为了孙犁先生。
在大病一场后,孙犁先生暂时停下了手中的笔。待他再拿起笔来的时候,二十年的光阴倏忽而过。晚年的孙犁,小说写得少了,除一束《芸斋小说》外,他把时间大多用在了研读古籍,写作散文、杂文上,尤以大量的文论和书论而引人瞩目,出版了《晚华集》、《秀露集》、《老荒集》、《无为集》等集为“耕堂文录十种”的作品。想到此时的孙犁先生,我的心里总是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简单、整洁的居室,昏黄的灯光下,一位面容温厚的老人细心地清洁、修补着残缺的书页,包上书皮,然后题写书名、作者、卷数于书衣之上。常常,他也会对着虚空处叹一口气,写上几行文字。这虽然大半出于我的想象,但与此时先生的境况,恐怕也相去不远。我又想到,中华文明历经几千年,未曾毁于灾荒、战火、人祸,反而星垂野阔,一脉千流,大概也和孙犁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始终悉心保护、修复文化,坚守自己的理想有关吧。这灯下修书的老人形象,竟是无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个剪影。
孙犁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那些如诗般的篇章还在,那些冷峻的思考还在,成为历史赋予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也带给我们诸多有益的启示。
我常常想,为什么孙犁的作品至今经得起一读再读,至今具有强大的艺术生命力呢。除了以上谈到的,他对人民的深邃情感,他的真诚忠直,他对文化的悉心守护,我还想谈谈他对语言的珍视。孙犁先生说:“从事写作的人,应当像追求真理一样去追求语言,应当把语言大量贮积起来。应当经常把你的语言放在纸上,放在你的心里,用纸的砧,心的锤来锤炼它们。”读一读孙犁先生的作品,不难感受到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出来的润泽的神采和深厚的力量。我想,我们应该铭记孙犁先生的教诲。语言,对于一个作家的意义,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在某种程度上,语言不仅仅是形式,也是内容,是思想。我们所要做的和所能做的,是时时磨亮语言的锋刃,让它以更强大的力量,更美好的姿态,去直抵人心。
我敬仰孙犁先生,还因为他以他的写作和生活,向我们示范了如何小心呵护真和善和美的种子,使之成为人生温暖的底色。终其一生,孙犁先生都深切怀念他所经历过的战争年代,怀念他生活过的那些村庄,怀念那些作为伙伴、战友和同志的战士和群众,这种感情滋养了作家的心灵,无论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故,他都怀抱着胸中那一簇火焰。在我看来,温暖的力量、向善的力量、穿越了沉沦以后上升的力量是更难的、更不容易的,需要更大的勇气,需要更高远的境界。孙犁先生晚年的精神世界更为沉郁幽深,但是,我相信,孙犁先生毕生都在昭示我们,文学应该有力量去呼唤人类积极的情感和信念,在任何情况下保持尊严与希望。
作为文学晚辈,我和我的一些作家朋友们在年轻时都受到过孙犁先生的恩泽。那时候,孙犁先生在《天津日报》编“文艺周刊”,他关注着青年作家的成长,给予许多作者热情的鼓励和及时的引导。刚刚踏上文学道路的时候,就像一个人夜里走山路,有凉风扑面、神清气爽的时候,也有四顾茫然,不知所以的时候。这时候,一封信函,或者是几句话,都能点亮文学的灯火,打开前面的路。在我心目中,孙犁先生就是那位提着灯的宽厚长者。1996年12月,中国作协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之际,病中的孙犁通过《文艺报》向大会表达了祝愿,他说:“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拿出好作品。”如今,孙犁先生不在了,我想,我们大家都愿意像孙犁先生对待当年的我们一样,同心协力,做一些“引导、打杂和清扫道路的工作”。惟愿文学的灯火生生不息,照亮人生,照亮人们的心,用温暖、炽热的能量鼓舞中国人民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前行。这大概才是对孙犁先生最好的回报吧。(此文为5月14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孙犁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上的致辞,题为编者所加)
链接
1979年,铁凝23岁,调到保定地区文联《花山》编辑部任小说编辑。同年将《夜路》、《丧事》、《排戏》等小说寄至孙犁处,孙犁在10月9日的回信中以难掩的喜悦之情夸赞铁凝的文学功底,并悉心指导道:“如果比较,自然是《丧事》一篇最见功夫。你对生活,是很认真的,在浓重之中,能作淡远之想,这在小说创作上,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胶滞于生活。你的思路很好,有方向而能作曲折。”
1980年,铁凝参加了由中国作家协会河北省分会举办的文学讲习班。短篇小说《灶火的故事》即是这次讲习班交出的习作,不料遭到激烈批评。在困惑与迷惘之余,铁凝将小说寄给了孙犁。《灶火的故事》随后被安排在《天津日报·〈文艺〉增刊》第三期发表。
1982年夏,铁凝发表了短篇小说《哦,香雪》,当时并未引起太大反响。后来,铁凝将载有这篇小说的《青年文学》杂志寄至孙犁处。孙犁在当年12月14日的回信中说:“今晚安静,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你的小说《哦,香雪》,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一致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即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世界。”以善于刻画农村女性形象著称于文坛的孙犁甚至在此甘为人下:“是的,我也写过一些女孩子,我哪里有你写得好!”孙犁这封赞誉有加的回信对于《哦,香雪》的推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94年,铁凝散文集《河之女》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其中收录了《孙犁与纸》一文。
2002年10月24日,铁凝在《人民日报》发表《四见孙犁先生》。
2008年2月15日,《文汇报》发表铁凝散文《带套袖的孙犁先生》。
2011年7月,孙犁女儿孙晓玲回忆父亲的书《布衣:我的父亲孙犁》在京首发,铁凝出席新书发布会暨“孙犁逝世九周年纪念会”。(摘编自张光芒、王冬梅的《铁凝文学年谱》,《东吴学术》杂志201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