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的余哀尚未消弭,同处中国西南部的芦山又遭受地震之灾。伤痛之余,人们提出一个问题:地震为什么又发生在西南地区?
从“汶川”到“芦山”,究竟是什么样的地质结构,让大震几次发生?水库对地震发生有影响吗?在短临地震无法准确预知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应该做什么?在5·12汶川地震发生5周年之际,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徐锡伟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科学与理性、爱心与信心、不传谣与不信邪,无疑是回应上述疑问的最好答案。
西南地震“事出有因”
“水库诱发”说法不妥
记者:我国所处的地质构造带具有何种特点?为什么地震会在西南部地区频发?
徐锡伟:我国身处欧亚板块东南隅,在欧亚板块、太平洋板块、印度洋板块和菲律宾海板块几大板块相互推挤、碰撞的交接部位,因此最新的地质构造运动非常强烈。从GPS的监测结果可以看到:随着印度洋板块向北推进,青藏高原南部的喜马拉雅地区每年向北移动40—50毫米,从而引起青藏高原北部以每年20—30毫米的速度向北、向东运动——这种趋势一直传递到新疆、华北。
这种地质构造带的特点决定了我国大部分地区地震活动频繁,从1556年的华县地震到1920年的海原地震、1976年的唐山地震,再到2008年的汶川地震、2011年的玉树地震和今年的芦山地震,都印证了这一点。
从1997年开始,在青藏高原腹地的玛尼发生了一次7.6级地震,此后向东沿着东昆仑断裂带,于2001年在昆仑山口西发生了8.1级地震,2008年汶川发生了8.0级地震;然后向西于2010年在玉树—甘孜—鲜水河断裂带发生了7.1级玉树地震,又往南回到龙门山,发生了此次芦山地震——值得一提的是,以上地震都发生在青藏高原中东部的巴颜喀拉块体周边,即北界的东昆仑断裂带、东南界的龙门山断裂带以及西南界的玉树—甘孜—鲜水河断裂带,反映出该块体在几大板块作用下向东滑动的趋势,比较符合青藏高原物质以块体形式向东逃逸的理论假设。
记者:芦山地震发生后,关于“三峡工程是诱因”的网上舆论再起。您对“中国西南部进入水库诱发地震危险期”这样的说法怎么看?
徐锡伟:我认为这个说法不妥。关于西南地区时有地震发生,是与巴颜喀拉块体向东滑动密切相关——也就是说,由于板块构造活动,地震本身“在劫难逃”。
从理论上讲,水库可能触发地震,但如果水库距离活动断裂带较远,触发震级较大地震的可能性就很小。可以肯定的是,三峡工程修建在地质结构相对稳定的地方,不存在发生大地震的活动断层。所以从蓄水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发生6级以上破坏性地震,3到4级的中小地震还是有的。
有网友认为蓄了那么多水,可能会改变该地区的应力状态,从而影响到远处。但是,水库蓄水加载重量引起的地壳应力变化是有限的,影响不大,范围也有限。
从全球范围来看,由水库诱发的6级以上地震仅有4起,分别是1962年3月19日我国新丰江水库6.1级地震、1963年9月23日赞比亚—津巴布韦边界的卡里巴水库6.1级地震、1965年2月5日希腊的克里马斯塔水库6.2级地震和1967年12月10日印度的柯依那水库6.3级地震。
地震研究“知”与“不知”
争论促进科学发展
记者:芦山地震到底是独立的地震,还是汶川地震的余震,目前学界对此存在争论。您如何看待这种争论?
徐锡伟:我认为这种争论是有益的,它表明地震学界对地震机理的研究程度还不够,可以激发我们进一步探讨芦山地震究竟属于哪种类型——如果是余震,那么龙门山南段近期就不会有更大的余震发生;如果是独立地震,那么会不会是未来地震的前震,还是一次独立主震加一系列余震?
在地震科学研究方面,目前我们对很多机理和规律都没有足够深的认识。例如,学界对于余震的概念就没有一个明确共识,因此才会产生争论,大家都根据自己的理解去判断芦山地震是否为汶川地震的余震。发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动力,只有不断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科学研究的道路就是这样。
记者:包括美国、日本等国的权威学者认为,地震无法预测,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毫无希望,对此您怎么看?
徐锡伟:有美国学者在《科学》(Science)上发表文章,称目前关于地震的短临预报(几天到一个月)无法实现,即无法给出地震发生的大小、准确地点和时间,引起国内学界争论。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地震的短临预报尽管是难题,但还是可以逐步预测的,其根据是1975年对海城地震的成功预报。
相对于短临预报,国际上普遍认为中长期预报做得比较好,我们能够获知哪些地方有长期发生大地震的背景——这对于制定抗震设防标准无疑是有益的。
地震科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研究的历史很短,有很多失败的教训,但也有个别成功的案例,不能说没有希望。以医学上的癌症难题为例,我们能因为现在癌症无法治愈,就不去研究它了吗?地震科学研究也是如此,只有坚持不懈地研究,才有最终解决的希望。
地震预报尚未过关
震害预防大有可为
记者:当前社会舆论中有一种声音,认为地震局如果连地震都预报不准,还能干什么?对此您如何回应?
徐锡伟:一些公众可能对地震局的职能不太了解,因为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地震局不仅仅承担着地震预报的任务,还要开展相关地震科学研究。在汶川地震前,地震局系统内一直强调地震预报是面需要高高举起的旗帜,必须扛住它;但是汶川地震发生后,针对汶川地震灾害分布特征和灾害本身特点,我们也慢慢意识到,在地震预报尚没有过关之时,如何有效减轻地震灾害,还有好多东西要做,比如震害预防的研究。
针对这种现实,我们正在做以下几件事情:
一是制定抗震设防标准。目前,《第五代地震动参数区划图》已经编制完成,即将颁布。这是一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给不同地区提出了建、构筑物建设的基本要求。我们希望按此设防标准修建的房屋能够做到“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并全面提高大中城市的抗震设防标准,消灭原来不设防的地区,从而有效减少地震发生后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
此外,根据汶川地震的经验,我们正在开展“喜马拉雅计划”《中国地震活动断层探察》项目,准备用15年左右的时间对我国主要地震带或地震多发地区具有发生破坏性地震能力的活动断层进行1:5万比例尺填图和准确定位,并评估其发生地震的危险性,有效提高我国减轻地震灾害的实际能力,为国家重大工程,特别是生命线工程、核设施、居民小区等重要建筑物避开活动断层提供科学依据。
还有,为了进一步开展破坏性地震预测预报试验,有关科研机构正在进行包括重力、地磁、现今地壳形变场在内的地球物理背景场的观测与研究,不仅可以深入认识地球本身的物理习性,推动现今地球动力学研究,也可为破坏性地震的监测预报试验提供一个可对比的背景值,提高破坏性地震预测的准确率。(本报记者 张 蕾 本报通讯员 麦彬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