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温爱又不乏冷峻

    在当下河北小说创作领域，有四个岁数相差无几（都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或70年代初）但创作渐成风格的作家——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和张楚。他们虽然各自承袭了不同的创作路径，却有着相同或相近的倾向与追求。比如，在对文学所表现的对象、“人”的生成性以及文学的意义等根本问题的理解和追求上，保持着一致，并共同呈现出富有强烈现代意识的现实主义精神。

关注“被遗忘的人”

    对人的关注，是小说乃至所有文学的本分。但是，相比于以往河北文学传统，“河北小说四家”仍然表现出强烈的“与众不同”和“不约而同”。说“与众不同”，是说他们与传统文学多关注主流人物的典型性、普适性截然不同；说“不约而同”，是指这四个人集体将目光投注到那些在现实生活中处于边缘状态的人，那些一直以来被文学所忽略、所遗忘的人，呈现他们的生存状态，展现他们的细微心理，发掘他们人性的某种光亮。

    胡学文所塑造的人物尽管多样，但却有着“类”的特点，那就是“一根筋”，对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坚持到底，不拐弯，不妥协。如《飞翔的女人》中不惜代价寻找女儿的荷子，《虬枝引》中不顾一切寻找消失了的村庄的乔风，《命案高悬》里不计后果坚持追寻尹小梅死亡真相的李响，《麦子的盖头》里不管原因等待丈夫回来的麦子，《向阳坡》里不屈不挠把坡地要回来的马达……不妥协、不放弃、不认输，和自己过不去，也和周围及整个世界过不去，将自己和周围的人步步逼迫到绝境，即使撞了南墙也不回头，这就是胡学文笔下的“一根筋”。胡学文笔下的“一根筋”们坚守着不可触碰的原则和道德底线，义无反顾地反抗金钱或权力霸权。他的全部写作目的似乎就是呈现那些在普遍的沦丧中仍然执着地坚守着的人，那些对残酷的现实勇敢而且大声地说“不”的人。可以说，他在发掘着中国底层民众身上一种优秀的“国民性”。

    刘建东的小说，关注在拮据、浊重的日常生活中“迷失”自我并在苦苦寻找着自我的人。滚滚红尘中，这些人走不到生活的高处，只能在底层苦苦挣扎，并为自己寻找活着的理由。《向阳的冬天》里，女儿因为要逃离窘迫的生活而甘为自我沦落，结果遭到母亲的冷遇。越老越孤僻的母亲终日在大街上寻找一张丢失的粮票，而当女儿竭尽全力补回了一张粮票时，才从进入弥留期的母亲那里知道，她终日寻找的并不是粮票，而是她记忆中那个纯洁美丽的女儿。迷失自我、迷失本性、迷失方向，是刘建东对处于貌似繁荣的现代生活底层的人的发现，并且从他们的身上发掘出被丢失的精神、道德或者操守。

    李浩把卑微、渺小、鄙贱、多余的小人物书写得异常透彻，构成了他笔下的系列“多余人”形象。李浩用“生存中的死亡”来概括这些小人物的生存状态，暗指其活着与死亡的双重无意义。《牛郎的织女》将这种卑微而多余的存在呈现得撼人心魄，牛郎生命的孤独、卑微、多余在这种无法言说的言说中一览无余。

    张楚同样关注那些不起眼的“边缘人”。写日常生活的沉重给男男女女带来的磨蚀、琐屑以及他们那一点点仅存的热情，是张楚的长项，尤其是中年男女离婚后破碎、琐屑的生活状态是张楚经常介入的领域。这些被生活所抛弃的人，这些还存着一丝生活热望的人，在张楚的笔下细细展开，生活的浊重以及人性的温度也被丝丝缕缕地呈现出来。

    胡学文笔下的“一根筋”、刘建东笔下的“迷失的人”、李浩笔下的“多余人”、张楚笔下的“边缘人”，这些被生活和文学都遗忘了的人是他们所要表现的全部任务。放弃宏大叙事，聚焦被遗忘的人群，真实而细腻地呈现生存状态，让文学真正成为普通人而不是某些特殊人群的舞台，是“河北小说四家”的艺术选择。

呈现现实对人的挤压

    胡学文、刘建东、李浩、张楚对造成上述人物生存状态的根源有着共同的认识，并且在作品中予以了深刻的揭示和呈现。

    在胡学文笔下，执拗的“一根筋”们之所以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做法，是因为现实生活践踏了他们的道德底线。《向阳坡》中的马达耕种了多年的坡地居然被一个老板买走，变成了一条狗的坟地。得知真相的马达就一定要追回坡地了，他的理由是：“一条狗凭啥占那么大地儿？还穿西服？还带领带？还陪葬两只羊？”在马达心中，人就是人，狗就是狗，谁的狗也是狗，不能像人一样甚至是比人还像人。马达的“一根筋”所坚持的是人和狗的区别，是人最基本的尊严，所针对的是“老板的狗就是比人值钱”的现实生活。显然，是弄拧了的现实将马达逼成了“一根筋”。

    刘建东的小说中常隐含“丢失”、“寻找”的主题。《自行车》中的桑越丢失的仅仅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但对于她和下岗且残疾的丈夫而言，这直接影响到了他们的整个生活。人的生活竟然被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所操纵，这样一个事实隐喻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生活对于人的磨蚀在刘建东的小说中被层层剖析丝丝呈现。

    李浩对“多余人”的书写背后隐藏着他对于时代的深刻揭露。《拿出你的证明来》中儿童屁虫之“认刘珂作父”和“否认刘珂为父”，其实只是为了获得一些基本的尊严，但结果却是：不论认还是否认，他都得不到想要的尊严。尊严需要证明，而不论怎样证明，你也获得不了尊严。这就是小说彰显的主题。

    在张楚的小说中，梦想在现实面前总是不堪一击。《你喜欢夏威夷吗》中离婚女人艾娅生活不如意，但她偏偏是个“夜里要有亮光的人”，她在自己沉滞的生活中寻找着亮光。然而，这个亮光浮现的同时，黑夜却以更加真实、强大的力量向她扑面而来。

    在“河北小说四家”这里，人的生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或者说，展示特定生活所造就的特定的人，是四人小说的共同特点。当然，任何好的作品都要写出“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物”，但是，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典型论所不同的是，他们怀有的是具有存在主义色彩的生存论观念，他们实践的是具有普泛意义的生活方法。

发掘人性的辉光

    在对于文学的任务或者意义的理解上，四人也有着相近的追求：他们固然承认生活的浊重，但他们更相信人性的良善和美。所以，发掘并呈现浊重生活中人性的良善和美，并让这一点点良善和美成为浊重生活中的星光，是他们赋予文学的共同使命。

    胡学文笔下“一根筋”们坚守的结果往往是和整个世界形成了对立，坚持的艰难、生存的艰难一一呈现。但是，也惟其艰难，才更能凸显出浊重的生活中卓然独立的“一根筋”们不弯不折的精神，才更能凸显这种执拗之坚持的宝贵。

    刘建东也一直在寻找并致力于建构生活的意义，并且逐渐寻找到了一条切实有效的人生救赎之途。夫妻之情、兄弟之义、母女之爱、姐妹之谊等，在《兄弟》《向阳的冬天》《船长的迷航》等小说中贯穿下来，成为他小说中重要的精神元素。

    李浩有两支笔，一支将中国式的多余人和失败者书写得撼人心魄，另一支却将人性的柔软与美好表达得感人肺腑，《将军的部队》是第二支笔所书写的杰作。小说中，李浩设置了“我已经老了”的叙述基调，将叙述节奏控制得缓慢、滞浊，如同一条千年沉积的河流，使小说流淌着强烈的沧桑质感。这种沧桑和将军悲悯的人性、“我”对于将军的理解一起构成小说无处不在的温情和力量。

    而阅读张楚，那种温暖的感动总在最后的时刻荡漾而起。他写现实的浊重和艰难，但是，他将其书写得自然、轻盈、曼妙。他以欣然的姿态接受并进入浊重的生活，在浊重的背后一路开掘，将隐藏在其中的诗意、温情、爱，甚或些许的浪漫一层层地剥离出来，让它们熠熠生辉。读者便如同夜里迷途的人逐渐看到了遥远的烛光，慢慢地被温暖、被感动。

提供新的质素

    现实主义是河北强大的文学传统，曾经造就了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但是，传统的力量越强大，对后来者的束缚也会越加强大。此时，恐怕只有“执正而驭奇”才是突破的途径。从这个层面上考察，“河北小说四家”的意义就可以彰显出来。这四个人的创作为新世纪的河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提供了新的质素。他们与传统现实主义作家一样，并不回避生活的严酷，甚至，他们同样将严酷的生活进行了细腻和深入的呈现。但是，如果说传统现实主义作家写严酷现实的目的在于质疑、批判并引导读者谋求新变以及创造新生活的话，那么，在他们这里，生活的严酷性则是先在，且并不是个人可以改变的，回到生活本身，展现生活本源性的严酷与人的精神之间的胶着，进而为人的生存增加些许理由是他们文学的重点。这是对河北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的继承和拓展。

    另外，“河北小说四家”在具体的创作方法及风格上并不完全相同：胡学文多写实而冷静沉郁，刘建东多抽象而繁复华丽，李浩多哲思而深刻老辣，张楚多才情而感性细腻。但是，他们却对生活、人间、人有着相同的情感。如同沈从文所言“要对于兵士和农民‘怀了不可言说的温爱’”一样，他们对于笔下的人物和生活也满怀着温爱，只是在温爱之余，他们更有一些对于现实的冷峻。唯温爱与冷峻，方有了他们对于人的良善和美的信任。而这种情感基调，相对于以严肃与冷峻、慷慨而多悲的燕赵文学，也未尝不是一种新的元素。

    总之，感受着现代人复杂裂变的情感，沐浴着现代主义对于世界和人的阐释，思考着人的处境和未来，“河北小说四家”既秉承了传统现实主义精神又富有现代的“人”的意识，用文学的形式对当下的“人”进行了新的理解和回答。

    （作者为石家庄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