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娘：独自歌唱的奇女子

    梅娘，一个未必为当代读者所熟知，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忽视的名字。5月7日，这位世纪老人平静地走完了她百转千回的一生，享年92岁。她留给世人的，不仅是极具文学史料价值的创作和译著，还有那多舛命运背后的达观乐天，那一抹粲然如初阳的笑容。

    在近代中国，女性能够自觉投身文学创作，并将作品作为社会文化流通的一部分留在历史上，实属可贵。在“五四”这场被誉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新文化运动中，繁星璀璨般地出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女作家。梅娘就是其中一位。

    梅娘原名孙嘉瑞，1920年出生在海参崴，成长于长春，豆蔻年华即表现出了极高的文学禀赋，17岁出版《小姐集》，20岁出版《第二代》。1942年从日本留学归国，受聘于北平《妇女杂志》，在各大媒体发表小说、散文及翻译作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水族系列小说：中篇《蚌》《蟹》，短篇《鱼》等。她的作品以婚姻恋爱为题材，凸显追求独立、自由的女性形象，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与困境，在华北沦陷区影响广泛。据传，1942年北平的马德增书店和上海的宇宙风书店，联合发起了一次“读者喜爱的女作家”调查，结果南方的张爱玲及北方的梅娘双双夺魁，从此有了“南玲北梅”之誉。

    “梅娘”二字清丽婉约，其背后却藏着深深的哀怨，它如同一种宿命，在她悠长的一生中挥之不去。梅娘生于豪门，生活无忧，然而在两岁那年，身为偏室的母亲被正房驱逐，从此生死不明。饱受了失去亲娘之痛的她，长大后取笔名“梅娘”，谐音“没娘”。16岁，痛失父亲的梅娘赴日本留学，在那里与早稻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柳龙光结为终身伴侣。之后，梅娘随丈夫辗转东北、上海、台湾，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毅然决定回到大陆，然而丈夫遭遇海难身亡，梅娘怀着身孕独自把两个女儿带回了祖国。厄运并未远去，1957年她被划为“右派”，在困厄的岁月中相继失去年少的二女儿和小儿子。

    这样一位历尽荣辱沉浮与悲欢离合的奇女子，纵然有着难以言说的镂心刻骨之痛，却始终微笑着面对世界，保持一生不泯的大家闺秀之风。

    作家史铁生与“孙姨”梅娘相识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他曾撰文《孙姨与梅娘》回忆这位“特棒的老太太”：无论生活如何艰辛，邻居们也从没见过她愁眉苦脸唉声叹气，“她要是愁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唱歌。”见面时的印象则是，“嗓音敞亮，步履轻捷”，“知道我正在学着写小说，但并不给我很多具体的指点，只对我说：‘写作这东西最是不能急的，有时候要等待。’”

    是的，在被剥夺了写作权利的日子里，梅娘一直在默默地等待，在批斗中等待，在管教中等待，在种种屈辱中等待，她如北京胡同串子里最为普通的劳动妇女般四处打零工，在某个萧瑟的角落里独自歌唱，但她的文学思想却从未止息，她以深邃的目光洞察着世界，等待着恢复写作权利的那一天。

    1978年平反后，在文坛上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的梅娘以极其复杂的心绪投入散文创作：“一脉心声，构不成故事，也不想构成故事。就这样开始写散文；这是凝聚着渴望的载体。”她先后在香港及大陆的报刊杂志发表一系列回忆、游记、杂感文字数十万字，形成独特的美学风格，后出版《梅娘近作及书简》。1997年，梅娘被列入现代文学百家。梅娘并未因这种种关注和荣耀而激动，反而对各路出版社纷至沓来的邀约尽可能地回避。对于“南玲北梅”，梅娘永远是谦逊低调的：“我的小说不如张爱玲写得好。我心里从来没觉得自己能跟她比肩。‘南玲北梅’，那只是几个书店老板的商业策略。”梅娘最愿意做的是静静地写着她的文章，“我只是一只草萤，安于草萤的生活。”

    梅娘的女儿柳青说，母亲直到去世前，也没查出大的病因，走时没有痛苦，很安详。也许，梅娘是哼着歌儿走进天堂的。（本报北京5月9日电  本报记者 赵 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