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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古代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远超同时期欧洲，而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一著名的“李约瑟之谜”尽管有无数个解，但都不能不说到近代中国的传统与科技发展之间的文化冲突
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在当代中国，先进军事文化不仅为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供精神滋养和制度安排，也为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方向规约和价值导引。
单凭个人勇气不行
当科学技术进步逐渐成为人类发展的主要动力时，清朝仍视科技为“奇技淫巧”，这为近代中国百年屈辱埋下祸根。
纵观古今中外，为赢得先机，各国总是对国防科技创新成果充满渴求，对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充满期待。作为一种价值观，一种态度，一种信念，夯实国防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文化基础，关键在培育创新意识。
创新总是包含着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即意味着风险。要创新，不仅个人要有冒险的勇气，更要在全社会形成鼓励创新的价值导向。美国最大军火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研发部门“臭鼬工厂”，承担和参与研制了U-2、F-117、F-22和F-35等众多技术先进的飞机，其主要文化特征之一就是“不怕承担风险”，崇尚“宽容失败”和“风险成长”的价值导向。
合理的制度，有助于保障创新者的创新收益，为创新提供稳定的社会秩序。如以探索国防科技新概念著称的美国国防高级预研署，虽然归属于美国防部，但却独立于各军种，正是凭借独立的价值追求、科学的管理模式、高效的执行机构及严格的评审机制，确保了创新成果的不断涌现。
要树立勇于创新的文化自觉自信。“自信”是发自内心的自我肯定与相信。中国白手起家的国防科技战线，之所以人才辈出，就因为这里有一批人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保持不竭的探索愿望
爱因斯坦说：“我从事科学研究，完全是出于一种不可遏制的想要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愿望，别无其他动机。”要保持这种愿望，就必须做到：
培养怀疑批判精神。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是自由探究精神的核心，是一切创新活动的根本出发点。爱因斯坦在批判经典物理学局限的基础上，创立了相对论；弗里德曼则在批判爱因斯坦静态宇宙模型的基础上，做出宇宙膨胀的伟大预言。
提倡执着追求的探索精神。国防科技研发中的很多关键核心技术属于基础研究范畴，往往需要几代人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才能成功，急功近利难以实现重大创新。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研制成功，就充分证明这一点。
注重人文精神的培养。人类社会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文化史、文明史。人文文化与科学文化、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乃是现代文明的两大支柱，缺一不可。古今中外，凡是在科学上有过重大创新的科学家，往往具有较高的艺术修养。牛顿擅长作诗，爱因斯坦是优秀小提琴演奏家，李政道在绘画方面有很高造诣。人文修养不仅是科学大师应具备的素质，更是科技创新的必备要素。
团队合作更加重要
现代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不同学科的交叉融合不断加快，研发项目的复杂性、系统性与日俱增，科技创新与进步已从个体研究发展到集体研究、国家研究、国际研究，合作研究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方式。以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为例，1901年至今已颁发102届（有9年未颁奖），199人获奖。其中，在第一个20年合作获奖的比例只有12.5%，第二个20年这一比例就攀升至33.3%，第三个20年则达到66.7%，而从1991年至今的20年间合作获奖的比例更高达90%以上。美国的“阿波罗计划”，我国的“两弹一星”工程，以及国际联合攻关的“人类基因组计划”，更是大科学时代协同创新、合作研究的典范。在合作研究、交叉学科研究已成为科学研究主要方式的大科学时代，团队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营造民主平等、团结协作的学术氛围，造就了我国的载人航天工程。尽管世人关注的“神九”电视画面只有一个小小的返回舱和三名航天员，但作为我国航天史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系统组成最复杂、技术难度最高的跨世纪大科学项目，载人航天工程包括载人飞船、运载火箭等七大系统，涉及航天、船舶、兵器等多个领域，汇聚全国100多个行业，3000多家单位，投入研制、试验和协调配合的人员多达几十万人。没有民主平等、团结协作的精神，“神九”上天是不可想象的。
应当看到，在当今科技发展进程中，一个杰出的领军人才，不仅能够带出高水平的创新团队，而且往往能够带动一项重大技术的突破，乃至一个学科、一个产业的兴起。这样的领军人物所扮演的角色不再只是一个科学家，他还是一个优秀的学术导师和科技创新活动的组织者、策划者、管理者，是这个团队的精神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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