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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因此各国在进行工业化的同时，也不断推动着城市化发展。城市化为人类创造现代文明和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即“城市病”，如住房狭窄、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治安混乱等。各国在解决这些问题时，都进行了哪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又分别具有怎样的特征呢？本版特选取三个有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介绍其不同的城市化进程，以飨读者。
美国城市的发展可分为前后衔接但又各具特色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城市化时期，以城市集中型发展为主，城市是其主要的空间载体；第二阶段是新型城市化时期，以多中心格局和城乡统筹发展为主，大都市区是其主要的空间载体。
从城市到大都市区是城市化的必然走势
人口与资源高度集中曾是城市经济发展的不二法则。美国城市化经过近百年的发展，到1920年闯过50%大关，成为一个城市化国家。相应地，大中小城市遍布全国主要区域，城市拥有了较坚实的工商业基础。以高度集中为特征的城市经济产生巨大效益，助推美国成为经济强国。但是，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半数以上，既是传统城市化的成熟期或鼎盛时期，也是城市发展的困难期：有限的城市空间开始出现饱和现象，“城市病”凸显，如城市住宅紧缺、交通拥堵、社会治安等问题层出不穷，无形中增加了城市发展的额外成本，城市的规模成本逐渐大于规模效益，聚集经济变成了聚集不经济。
相形之下，郊区开阔的空间和宜居环境、公共交通的改善、私家车的普及等，比较优势凸显，而有轨电车的发明和交通线路的延伸为居民迁移提供了可能。居住在郊区，工作在中心城市，每天通勤上下班开始成为时尚。很多工商业企业经过权衡，也随之迁移。曾经是制造业大本营的中心城市，在二三十年代开始出现制造业外迁现象，即所谓制造业“空心化”，到二战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零售业也紧随其后。中心城市的经济结构悄然发生了变化，其制造业中心的特征开始弱化，服务和管理中心特征日益明显。
发展重心向郊区转移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它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城市功能外延，城市化范围扩大的表现。中心城市与郊区由此形成互动关系，共同促成城市化地域范围不断扩展，进而出现了新的地域实体——大都市区。这标志着，城乡关系有了实质性的良性互动，城市化进入城乡统筹的高级发展阶段。1920年后，随着美国人口和经济活动大规模向郊区扩展，大都市区地位日益凸显。1940年，大都市区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将近一半，美国成为一个大都市区国家；1990年，百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大都市区有40个，其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超过一半。截至2010年，大都市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的比例已高达82.3%以上。因此，整个20世纪，是大都市区在美国长足发展并居主导地位的时期，是美国城市化舞台上的主角。与大都市区长足发展相反，美国绝大多数大城市在二三十年代达到峰值后，规模便不再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城市化转型不仅限于美国，20世纪中期以后也相继在世界各地发达国家普遍出现，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现象。任何国家或地区，或迟或早都会经历这个阶段。
大都市区概念的完善和社会各界的认同
由于城市与郊区走向一体化，两者的区别淡化，传统的城市概念已无法准确涵盖这种新的地域。早在1910年，美国预算总署就发布了“大都市区”概念，用于统计数据收集、分析和信息发布。其标准为：人口在10万及10万以上的城市以及与其相邻、人口密度达388人/平方公里的地区，均可合计为大都市区人口。具体统计以县为单位，标准的大都市区，起码拥有一个县，规模较大的大都市区，可以跨越几个县。此后，为了准确反映大都市区的发展状况并保持概念的连续性，美国预算总署先后对大都市区的定义进行了数次修改，包括对主要大都市统计区和联合大都市统计区等规模上的区分。2000年起，美国人口统计总署等部门已用大都市区和非大都市区概念取代了传统的城市和乡村的概念。
大都市区取代城市，已经不仅仅限于概念上的探讨，而是成为人们的某种思维定式。例如，洛杉矶市，307万人，但L.A.大都市区，人口达1640万之众，被称为“内陆帝国”，规模直追全美首位大都市区纽约。纽约大都市区地处美国东北部城市密集区，已不仅仅是一个大都市区独立发展，而是与相邻的几个大都市区连成一片，形成横跨4个州，囊括27个县，729个市和镇区，人口愈2000万的联合大都市统计区，全称为纽约—北泽西—长岛联合大都市统计区。居住在该大都市区的新泽西州北部居民可能首先认同自己是大纽约人，其次才是新泽西人；康涅狄格州和宾夕法尼亚州在大纽约所属县份的居民也多半持类似的定位。
由此可见，城市和区域实际上已无清楚界限——城市区域化了；另一方面，功能性区域地位提升，行政区划明显淡化，这恰恰就是大都市区的要义所在。
经济统筹与政治碎化：大都市区的双重影响
美国各大都市区的形成，使城市和郊区的经济资源得到整合与优化，发挥了综合性和整体性优势，在经济方面有不俗表现。特别是大都市区内的多中心格局，实际上是中心城市和郊区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角色的部分置换。郊区出现的次中心与原有的中心城市形成互补关系，有助于缓解中心城市在人口、交通、环境、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压力，同时充分发挥了各个次中心的相对优势，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经济运行效率。据一项权威统计，如果把大都市区作为国家计算，全世界前100个经济体中有47个是美国大都市区，其中仅一个纽约大都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就超过整个澳大利亚，10个最大的美国大都市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可在世界构成第三大经济体！美国学术界和政府有关部门现在已更多地使用大都市区生产总值（简称GMP）的概念，而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来反映经济增长的实际。
与此同时，大都市区的发展，也给美国政治和社会方面带来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诸如：城市化地域过度蔓延，资源浪费；地方自治导致政治零碎化，妨碍行政管理一体化；居住区分离，社会层级分化明显，形成白人中产阶级住在郊区，而黑人与白人中下层蜗居中心城市的“两个世界”现象。其中表现最为明显、也最难治理的是政治零碎化现象。美国地方政府由县、市、镇区、校区和专区等组成，而且多半实行自治，具有很强的自主发展能力，这就造成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经济社会政策，实行自我管理；另一方面，大都市区又不断出现很多管理缺口或真空，与大都市区的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相去甚远。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相继进行结构性改革，如组建大都市区政府，但成功者寥寥。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进行功能性改革，尝试管治（即区域范围的协调合作）。目前这些改革仍在进行，所展现的经验与教训，都值得我们思考。
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传统城市化告一段落，即将跨进转型的门槛。在这个关键节点，我们迫切需要了解与认识城市化的总体走向，修正和完善传统的城市化理论，扬长避短，有前瞻性地确定城市化道路和具体发展模式，其中，完整准确认识大都市区的地位和作用，意义不可小觑。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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