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机云锦用在我”

    报告文学是从比较短小的篇什开始走向社会和读者的。这是因为，起初报告文学受到新闻纸的影响和约束。后来，报告文学独立发展了，新闻传媒的方式也有了改变。这样，报告文学在适应社会生活不断变化的同时，在篇幅上出现了明显的变化。虽然短小的作品还有不少，但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篇幅在10万字以上的长篇作品明显地多了起来。

    报告文学篇幅规模的变化，说明这种文体所选择的某些题材内容需要有足够的空间，也说明报告文学承担重大题材对象的能力在增强。自然，也有一些篇幅较大的作品，是因为作家提炼、把握题材不力，不忍剪裁、不会结构或受利益追求驱动而产生的。好的长篇报告文学，是一种厚重和优势的表现；简单的资料堆砌、为长而长的报告文学作品，就表明作家创作的乏力。所以，人们呼吁报告文学尽量要写得短小精致一些。短小的作品，既能够及时应对社会生活矛盾事件的变化，也有利于作品及时被读者接触阅读，赢得更大的受众面。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必要呼吁作家多写、写好短篇报告文学。

    近年来，在短篇报告文学创作上，李春雷是用功最勤、发表最多、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他凭借丰润的文学修养和独到的审美选择眼光，在充分汲取前辈大家作品营养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多层次的探索，在短篇报告文学创作上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

    叙事结构上的探索与创新

    传统的报告文学叙述方式，大致有顺叙、倒叙、插叙等几种。而李春雷则突破常规，在借鉴古典散文、现当代小说和西方文学叙事笔法的基础上，进行多维叙述与时空转换，使文本结构形式更加生动灵活，内容环环相扣、引人入胜，增添了作品的文学性与可读性，取得了新奇的艺术效果。

    在最近发表的《我的中国梦》中，李春雷用两条线索交待了航空工业英模罗阳的人生经历和生前几天的情景。双线缠绕交叉，并行推进，一紧一缓，一张一驰，结构精致，叙述畅达，最后奔向高潮。

    在《索南的高原》中，李春雷设置了三条线索：小索南父母相恋、结婚及孕育的过程，部队紧急救援和兰州军区医院政委朱自清父亲病逝的过程，藏民族特殊的文化风情展示的过程。三条线索平行叙述，交相辉映，却又有条不紊，一动一静、一生一死，相互衬托，相得益彰。

    李春雷在短篇报告文学叙述结构上的探索，丰富了报告文学这种文体的文本结构形式，进而也使报告的内容巧妙地转化为文学审美趣味。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在《美学的原理》中强调：“内容却是可以转化为形式，但在转化之前，不具有可确定的性质；我们对于内容一无所知，只有当它确实转化之后，才能成为审美内容。”同样，李春雷所报告的事实内容未经艺术地赋予叙述结构形式之前，所谓的内容，更多地带有本原性，本无所谓美；经过他艺术性的熔铸再现后，内容与形式才散发出一种文学艺术的美。

    叙述角度上的探索与创新

    就像摄影家的功力在于镜头和角度的选用一样，多数报告文学作家都在探索着叙述角度的问题。在近几年的重大事件或典型报告中，虽然有不少作家在书写，却大都手法相似，角度单一，少有创新。而李春雷总在用自己的视角选取着新的叙述角度，且屡建奇效。

    汶川大地震过后，相关文学作品成千上万，而李春雷不足4000字的短篇报告文学《夜宿棚花村》获得好评。他没有写山崩地裂的大场面，没有写抢险救灾的众英雄，而是把视角瞄向了一个小山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切入点很小，很独特。村主任娘子在晚上炒菜招待作者时，支使男人“出门去借一撮味精，几粒花椒”，说，“第一次打牙祭，要好好贺一下哩，没有味精有啥子味道”。这样的切入有两层意思：对北京来客的重视，从中表达对党和政府支援灾区的感激之情；体现百姓雅致的生活情趣，在这情趣的背后，昭示着灾区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重建家园的信心和热情，散发着浓浓的烟火味道。用一个普通妇女在面临巨大灾难后对生活的认真，折射全川，用文学温静、细腻的笔法写出受灾群众从无序到有序、由慌乱到镇静，进而逐渐走向阳光的过程，其艺术价值有别于那些正面普泛报告、翔实叙述说教的长篇报告文学。

    在反映玉树地震的作品《雪中小卓玛》里，他又把目光聚焦在路边的一个小孩子身上，通过风雪中作者与小卓玛的几句对话，写出了灾难的沉重，聚焦的是民族大团结的主题。在描写同一场地震的《索南的高原》中，他更是另辟蹊径，凝眸于一个刚出生的藏族婴儿。围绕这个名叫索南的婴儿出生前后故事，把一场大地震发生后的紧迫、艰难情形具体地写了出来。

    三篇写地震的短篇报告文学，角度完全不同，却取得了同样的艺术效果，让人不得不叹服作家独特的艺术创造能力。

    《乡村的笑靥》反映的是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改革题材的作品。太行山深处的初一女生孙红艳，生活不幸，但她幸运地赶上了国家“两免一补”的好政策。2007年春季新学期，本已濒临辍学边缘的她又回到了学校。李春雷在那年初春时分，跋涉在太行山路上，以自己的实际观察，用他的笔，见证了共和国一个小公民沐浴着政策的恩泽，见证了一个乡村孩子的笑靥。

    《木棉花开》描述了任仲夷在广东主政期间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政策的故事。这样一个重大题材，在李春雷手里举重若轻，仅用一万多字的篇幅，就把推动改革开放的关键人物任仲夷活灵活现地立在纸上。他用春秋史笔，如实地创作，披露了当年鲜为人知的真实细节；同时，从大人物的平民情怀与平民情结切入，透视时代风云。例如作品写任仲夷刚上任时，在市场上感受广州缺鱼的情景；写他合情合理处理棘手的鱼骨天线风波；写他站在深圳的文锦渡看灯火辉煌的香港和内地死寂灰暗大地的对比……

    面对能折射人性光辉的灾难题材和政治题材，李春雷没有选择盘根错节般的宏大叙事，而是删繁就简，标新立异。他的短篇追求原生态的真实，展示生活的和美、时代的壮美。作者把悲悯的目光投向普通民众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体现了浓厚的人文关怀和人文精神。深入浅出的文字引领读者进行探幽入微式的心灵触摸，从中感受时代的风云变幻。

    文学说到底是人学。李春雷的短篇报告文学以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为背景，展现给读者的是活生生的贴近生活的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以及大人物的平民情怀。那里的一草一木、一人一物，都融入了作者的情感和思考，融入了作者对生活、人性和社会的深刻理解，并用“善于发现美的眼睛”去发现普通事物中的闪光点，再文学地捕捉闪光点、艺术地报告闪光点，让报告文学的写实魅力，在浓烈的审美鉴赏中凸显出精神震撼力。作者深谙写作中的“大”与“小”的辩证关系，从大处着眼、小处切入，艺术而巧妙地以小喻大，收到见微知著、以少胜多的艺术效果。

    叙述语言上的探索与创新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第一要素，就像歌之旋律、鸟之双翼。自古以来，优秀的作家都注意修炼语言。

    李春雷是一位语言表达颇具特色的报告文学作家。他吸收散文、小说、诗歌的语言特点，甚至新闻语言，将之融为一体，联合发酵，使自己的报告文学语言散发出独特的艺术芳香。读李春雷的报告文学，扑面而来的是一种语言的美，像四月的花信风，像五月的桃花水。

    他从不去直白地图解政治主旨，而是曲径通幽，润物细无声般地不声不响、不枝不蔓，却早已尽得风流——他靠的就是自己散文诗般温情诗意的语言表述。他的叙述细密，但不显冗余与臃肿；他的语言温润，但不显柔弱与无力。

    《木棉花开》的开篇，他这般定格任仲夷的形象：“到广东上任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面皱如核桃，发白如秋草，牙齿大多脱落了，满嘴尽是‘赝品’。心脏早搏，时时伴有杂音，胆囊也隐隐作痛。但他显然还没有服老，1.71米的个头，80公斤的体重，敦敦实实，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踩得地球‘咚咚’直响。”

    他在《索南的高原》里写道：“迟到的暖风在小镇的街上欢快地跑着、唱着、喊着，像一群群活泼的藏羚羊。”

    “四周白蒙蒙的，雪已经很深了，像一件厚厚的藏袍，裹在群山和大地上。现在已经是四月了，春天的锣鼓，像迎亲的队伍，在山那边鸣响着，正沿着山沟沟中的小路，向这里进发。”这是《雪中小卓玛》里的句子。

    这些闪烁着平仄韵律的句子，精致动人，散发着朴素、唯美的气息。语言的传神在于洞彻的清明。李春雷就是通过现象洞彻事情的真谛，进而用生动形象的语句，细致入微地书写常被忽略的生命情绪，营造了一幕幕亲切生动的生活气氛和场景。

    19世纪初的英国批评家赫·兹里特在《论平易的文体》一文中说：“词汇的力量不在词汇本身，而在词汇的应用。正像在建筑中，要使拱门坚固，关键不在材料的大小光泽，而在于它们用在那里是否恰好严丝合缝。”从李春雷的作品中，足可以领略作者词汇应用的过人功力。他把握语言的分寸火候恰到好处，将普通的语言材料发酵研制成了一坛佳酿，温润优雅的语言让读者仿佛呼吸到油菜花般醉人的芬芳。

    报告文学要接触和面对各种题材对象，所以，报告文学作家需要多方面的知识准备和文化修养。李春雷短篇报告文学叙述语言的成功，或许是得益于此。他自幼酷爱文学，研究小说技法，三十年勤奋不辍；他的古典文学功底不薄，融化在意识深处。他的大学专业是英语，能把欧化的语言神韵移植到笔下。他又是写过不少优秀散文的作家，新闻作品也获得过全国奖励，其语言能力训练有年，能曲尽其妙地把极复杂的情绪表达出来。

    读李春雷的作品，你能感受到血、肉、骨完整丰满，他的作品是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高度统一。从中可以见出作家的思想情感厚度和文学艺术的才情。这就是李春雷的别样之处。陆游诗云：“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李春雷将众多艺术“话语”融会贯通，为我所用，巧妙地编织一起，天衣无缝，抒发今人今情今心今声，颇得“剪裁”之妙。所以，李春雷的短篇报告文学的收获，不仅是他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且对于启发他人，提升现实报告文学的文学艺术水平也有参照借鉴价值。  

    （作者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