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抒雁

    春节期间难免懈怠慵惰，正月初五早晨又比往常起床晚了。待坐下来打开手机，便看到北京一位文学朋友发来的短信，告知雷抒雁在当日一时三十一分去世的噩耗，我失声呼出一声“抒雁啊……”顿然陷入一种意料不及的重创后的失语状态，脑子里一片空白。

    随后就有一位熟悉的记者打电话来询问我对抒雁去世的感想，我脱口而出：“一个伟大诗人谢世了！”惋惜和伤痛的话语且不赘述。之后稍微沉静下来，我便想到刚刚说过的“伟大诗人”于抒雁会不会过誉？却也很快释然，这是我的感知和理解，应该容得哪怕是“一家之言”。第二天早晨，我看到《西安晚报》文化版通栏黑体大字的标题：中国当代一位伟大的诗人走了。顿时感到心被重重地撞击，看来不是我的偏爱，因为问询我的那位记者供职的是另一家媒体，这是北京和西安几位文学界人士共同的慨叹之声！

    其实，对雷抒雁“伟大诗人”的印象，始于30多年前的1979年。准确地说，是在《光明日报》读到长诗《小草在歌唱》时，“伟大诗人”这个超乎寻常的概念就在我脑中萌生了。我那时候刚刚从基层农村调动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刚刚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尤为关注刚刚潮起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动，也更敏感于思想解放以及必然发生的对祸害国家和民众的极左思想的批判和清算。在这一决定着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时代背景里，猛乍读到《小草在歌唱》这样令人振聋发聩的风暴般的诗句，便有“伟大诗人”的慨叹自心底涌出。在《小草在歌唱》的阅读中，我感知到诗人雷抒雁强大而深邃的思想力度，唯此才能对张志新精神品格深刻感知，进而升华，才会产生如此真诚的景仰、如此真切的惋惜，才会发出强烈而富于力度的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的“雷声”。由此，引发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的共鸣便是必然而自然的效应了。以这种强大深邃的思想审视社会的同时，雷抒雁对自我的审视是清醒而又严厉的，这种自审意识让我感觉到羞愧，说痛彻心脾也不过分。面对张志新，雷抒雁坦率地喊出：“我恨我自己，竟睡得那样死，像喝过魔鬼的迷魂汤，让辚辚囚车，碾过我僵死的心脏！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我惭愧我自己，我是共产党员，却不如小草，让她的血液流进脉管，日里夜里，不停歌唱……”我也喝过极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迷魂汤，而且写过几篇图解这种迷魂汤理论的小说。读到《小草在歌唱》的时候，我也正处于自我反思的情境中，说羞愧到痛彻心脾确是当时的真实心态。我后来把这种自我反思称作“剥离”——不仅是对极左的文艺理论的剥离，更是思想的弃敝图真的剥离。抒雁自我审视的精神，强化了我的精神、思想和心灵剥离的力度，还有审视昨天“喝迷魂汤”的勇气……《小草在歌唱》和伟大诗人雷抒雁便铸成了我永久的记忆，尽管我尚不认识这位乡党。

    虽然尚未和这位乡党谋面，他的名字却早在距今50年前被我记住了。那是上世纪60年代初，高考落榜的我回到白鹿原北坡根下的那个小村庄，在一所初级小学当民办教师，正热衷着业余文学写作，不惜破费订阅了陕西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哪一期《延河》杂志上，刊登着一篇小篇幅的报告文学《槽头春秋》，两位署名作者之一是我高中的一位同学，另一位就是雷抒雁。看到那位和我同读三年颇为熟悉的同学的名字，我的情绪竟有点波动，愈发为没能挤进大学门坎而懊丧。从文章或是附记中得知，雷抒雁和我这位同学同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一起到礼泉县一个全国挂名的先进生产大队去采访，写了一位忠于职守爱社如家的饲养员的优秀事迹。且不说《槽头春秋》写得如何，我懊丧的情绪，源于对他们能接受大学系统的文学教育的欣羡。我最清楚不过的事实是，1962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代表性年份，许多在校的大学生至少放一年长假回家谋生去了，那年高考招生的指标一缩再缩，少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量。这一年能考上大学的学生，不说千里挑一也肯定是百里挑一，非得是勤苦攻读又兼着天资聪颖的“人尖儿”。我的同学，以及和他同进西北大学中文系的雷抒雁无疑都是佼佼的“人尖儿”……我后来读到评说雷抒雁诗歌成就兼及他创作道路的文章，涉及他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就发表过诗作，无疑属少年天才诗人等等，却没有人提及他写的报告文学《槽头春秋》。而我正是在读《槽》文时记住了颇富诗意的抒雁这个名字。直到十余年后再读《小草在歌唱》的时候，顿时想到，歌唱着小草的雷抒雁已经是一棵令人瞩目的大树了，“伟大诗人”的感慨便自然产生了，便有结识这位乡党的欲念。

    我已记不清是在哪年哪月，在什么环境里和这位乡党雷抒雁握手结识的。许多年来，没有过纯粹个人的你来我往，多是中国作协开会时才有谋面的机缘。大约是他在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不久，曾邀我和他的学员作过一次关于小说写作的对话和交流。那个时期，他身负其责，又很敬业，忙于鲁迅文学院的种种改革，很少有机会回到他的故乡关中来。大约在他年过花甲卸下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挑担之后，回乡的机会才一年比一年频繁，我和他接触见面的机缘也就多了。

    说不清是哪年哪个季节，也说不准是白天或是夜晚，手机里突然发出“我是抒雁”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我当即兴奋起来。他说他回到了西安，约我“谝谝”（聊天）。我当即和他约定时间和地点，便漫无边际地“谝”起来了。没有什么正经事，均为触景生情的东拉西扯。无论触及什么话题，他都有非同一般的独特言说，常常令我一愣一乍的觉得新奇。他说到某些社会病相，一般不用理论辩析，多是用关中民间那些传承不知多少年的乡俗俚语，把病相的虚妄一戳见底，令我感到轻松。也免不了涉及当时文坛的某些话题，同样如此。我享受着一个人的睿智和独特话语的魅力。我往往尽量少说，以便多听他的连珠妙语，或者引出话题，再听他的意料不及的评说。记不清前两三年在哪种报纸上读到他的一篇散文，是写他的家乡泾阳县的乡风民俗，我读得很有兴趣，在于那里的民间生活花絮和我生活的西安东郊的乡村少有差异，在他的文字里能感受到一种美好的乡土情结。其中有一个细节，他说关中无螃蟹，我忍不住笑了。待他又回西安电话召我去“谝谝”的时候，我便揭他的“官僚”错觉。我说，你应该说你们泾阳县无螃蟹，不可扩大到关中，我的家乡灞河里不仅有螃蟹，还有草虾、鱼和鳖等，只是当地人从来不吃这些东西。倒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读高中时，一位四川籍老师刚入学的儿子，从学校后门外灞河边的稻田里抓鱼捉鳖还有螃蟹，在他家房门外的火炉上烧烤，引得我们这些北方学生惊讶不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人吃螃蟹。抒雁听罢哈哈一笑，大约默认了他的“官僚”……他和我“谝”闲话的时候，满口地道的关中话，偶尔会漏出一句两句带着关中腔儿的普通话，随即又改换成关中话，而且自我解嘲似地说，还是说咱的关中话解馋。随即引发出对关中方言土语中诸多词句的见解，说它们不仅不土，而且在古文史籍中都可以找到出处，比如关中人把“吃”说“咥”，吃了一顿好饭常说咥了一顿好饭。古文中也多处都有“咥”字，恕不赘述。由此，他提出应有一部考证关中方言的专著。我当即告诉他，我已见到过三种不同版本的关中方言研究的著作，并应诺为他寄去。匆促间我忽略了这个承诺，不料他竟走了，我便有了无法弥补的自责。

    前年他回到西安，电话召我“谝谝”。闲“谝”间我提出让他到白鹿原上的民办大学思源学院为中文系学生作报告，他欣然应允。在西安诸多事项的间隙，有一个下午的空档，不料正是这个时间，正好与思源学校所设的白鹿书院的年会相冲突，我就失去了聆听他报告的机会。我接他上原作报告，报告完毕想请他吃白鹿原地道的农家风味的饭，他却早已另有安排，只好送他下原去做他的事。过后我打问了他为中文系学生报告的内容，约略读到三大要点：当前诗歌创作的现状总体呈现繁荣，却也隐存两类毛病，一是大而空，二是小而细；再，关于古典诗歌的学习；第三点说到人民性和时代气息应是诗歌不可缺失的主调。主持这两场报告会的先生给我说，整个演讲过程，生动幽默，会场气氛热烈，多次掌声……

    雁过留声。雷抒雁这只雁留给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是庸常的声响，而是新时期文学的洪钟大吕之声。我万为庆幸的是，他的声音也留在了白鹿原上，留在了原上莘莘学子的心中。

    （作者为著名作家，中国作协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