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政治：白人、男性

    我曾在巴黎蓬皮杜中心，遇到一个观念艺术作品，主题是——“奥斯卡政治：白人、男性”。这个作品洗练道出奥斯卡的实质，即使在自由主义美国，玻璃天花板的性别政治仍然存在。美国导演公会约13750名成员中，女性导演只有1141人。有人说，竞选美国总统的希拉里最终败给奥巴马，至少有一点点暗示了性别政治还不如种族政治更能通关。百年电影史，整整85届奥斯卡，获得最佳导演提名的女性只有四位：1976年凭借《七美人》获提名的丽娜·维尔特米勒（意大利），1993年凭借《钢琴别恋》获提名的简·坎皮恩（澳大利亚），2003年凭借《迷失东京》获提名的索菲亚·科波拉（美国）。直到2010年，才由凯瑟琳·毕格罗开创了奥斯卡史上第一位最佳女导演的新纪元。

    毕格罗凭借没有明星、没赚大钱的小战争片《拆弹部队》打败其前夫卡梅隆的革命性3D大片《阿凡达》，既是实力使然，也是奥斯卡在性别、种族、族群政治的漫漫长路中的自我平衡和螺旋式进步。不妨参照百年来好莱坞电影中拉丁裔形象的演变史：墨西哥人曾是“好莱坞第一坏家伙”，最早默片中常有好家伙与坏家伙之斗，墨西哥人就是那个做着污秽低劣工作的坏家伙。随着这种老套墨西哥人形象的累积，拉美国家开始抵制美国电影，以至总统出面恳求好莱坞：请对墨西哥人友好一点。此后，拉美裔市场急速增长，好莱坞开始起用拉丁演员拍摄美国电影的西班牙语版本，拉丁英雄开始被搬上银幕。随着越来越多拉丁裔在幕后获得成功及艺术控制权，他们试图拒绝现代黑帮电影中再度出现的老套坏人角色，而致力于同时代的拉丁人形象和拉丁人故事。

    除了“性别与种族”的平衡，奥斯卡也有“主流与独立、商业与艺术”的平衡。2013年的最佳影片《逃离德黑兰》，改编自伊朗人质危机的真实事件，用传统手法运作了一个主流政治题材，最后一分钟营救、个人英雄主义的古典好莱坞程式依旧在用，美国主流价值观、世界观再次彰显。斯皮尔伯格不算我钟情的那种导演，他电影里的好人、坏人太分明、也太煽情，但他以《拯救大兵瑞恩》《辛德勒名单》获得两次奥斯卡最佳导演。此次他执导的《林肯传》，背后有强大的编剧托尼·库什纳，影片没有像常规传记片那样提供一个生平俯瞰，而是专注在一个历史时刻，修宪废奴与南北战争的节点，也是林肯生命中最重要的时刻。同时，林肯没有被塑造成一位圣人，伟大政治家的远见气度与见不得光的政治手段并置。室内大量辩论戏，若求娱乐，它志不在此，这样一部“高端”影片也许不像《逃离德黑兰》更大众化。好莱坞电影就是美国主旋律，关键在于能不能把主流题材拍得好看、征服人心。

    与此同时，以反传统、反主流著称的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被解放的姜戈》，获得了本届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奖。这是一个大胆的剧本，昆汀的动机是：“我想走进美国历史中最荒凉的那个时期，这个国家犯下的最大罪恶，我们直到今天仍在偿付的罪恶，我们直到今天还没有超度的罪恶。我们没有超度，部分因为我们甚至无法面对它，我们几乎在说谎，因疏忽而起的谎言。”于是，昆汀用一个黑奴炸了白人庄园的故事，希望那些自出生就没听过“被解放的姜戈”的孩子，在一个“被解放的姜戈”已经存在的世界长大。好莱坞对它的嘉奖（还包括一项最佳男配角），多少平衡了《逃离德黑兰》的中庸与安全。而李安获最佳导演，当然也打破了种族政治的咒语。

    在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中，奥斯卡平衡着自己的牌面，细心呵护自己的公信力。它所以存在多年、历久弥坚，自有其原因，中国电影奖也许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