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停者”欧洲

    欧洲曾经是世界的中心，是国际政治的焦点，欧洲一些主权国家也曾经是世界舞台上的绝对主角。从16世纪开始的英西争夺海上霸权，到17世纪的荷兰崛起、荷兰顶替了西班牙、开始了英荷的争夺，再到18世纪中期英法七年战争、英国打败法国、确立了世界殖民霸权，又到1815年拿破仑帝国覆亡、法国彻底丧失欧洲霸主地位，后来的英俄争霸以及19世纪七八十年代根源于普法战争的法德矛盾等等。到20世纪初，以德国为核心的三国同盟和以英国为核心的三国协约形成。两次世界大战及之后几十年的冷战，欧洲更是“主战场”……几百年间，欧洲一直是国际政治中最活跃、作用最突出的一分子。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的结束、全球国际政治版图的重新划分，逐渐终结了欧洲在全世界各个大洲的扩张和霸权的历史。

    斗转星移、江山易帜，今天，欧洲已经不再是国际政治的重心、不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更不是国际关系当之无愧的“焦点”。尽管经过60多年的努力，欧盟作为最成功的主权国家间合作组织，已经成为欧洲国家在国际上纵横捭阖的新舞台。但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作为配角的欧洲，或曰，作为“一超多强”中的“多强”之一的欧洲，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应该发挥什么样的独特作用？应该如何发挥？

    面对21世纪初美国的“战略东移”、重心由大西洋转向太平洋，面对中、印、巴西、非洲等“新兴力量”的成长，欧洲的新定位、新角色是“调停者”。原有的国际秩序正在被打破，欧洲努力在新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恰当位置。

    那么，这个“调停者”的新角色、新位置的依据为何？

    欧洲人自认自己的优势是成熟的制度优势，例如以选举为核心的政治制度，虽然成本高、效率低，但持久稳定、运转平和，发生大的社会革命的风险较低；是在环保、气候变化等议题上高擎大旗的道德优势；是“后工业化时代”日益显现价值的成功经验；是几个世纪积累起来的自信。同时，也包括在其他地区冲突、利益争端中，欧洲通常采取的中立地位和调和立场；以及欧盟的制度化架构，带来的集结、整合各种资源的能力。欧洲人欣喜地发现，虽然自己不再是主宰者，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多方角力中，欧洲仍然可以发挥其他各方不能发挥、或至少不能像欧洲一样好的“调停者”作用。

    在欧盟某位高级外交官自己的评价体系中，以下几个事实足以说明欧洲“调停者”作用的意义：2003年开始，欧盟积极参与印尼亚齐地区民族冲突的解决；作为菲律宾政府与棉兰老岛反抗组织谈判的“国际监督小组”成员之一，欧盟不仅努力为和平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且从1990年代以来就积极协助棉兰老岛发展经济和减少贫困；从2008年开始，欧盟针对东非海盗开展海上军事行动；自2013年1月起，在帮助马里政府夺回被叛军占领地区、恢复政治秩序的过程中，欧盟为主体，有16个成员国直接参与向马里政府提供资金、人员和物资支持，等等。

    也许有人会认为，欧洲之所以越来越强调“软实力”、“巧实力”，是因为它的“硬实力”已经技不如人，属不得已而为之。其实不然。欧洲能有今天的认识、能有对自己新定位、新角色的正确判断，是经历了绵延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惨痛战争创伤之后的大彻大悟，是原来的主角沦落为配角之后的凤凰涅槃，而绝非“落水凤凰不如鸡”，更不是“凤凰变乌鸡”之后的无可奈何。

    新定位、新角色的功能是辅助性的，不是决定性的，但又不可或缺，与“多极”或“一超多强”的新背景也是相应而生。同时，也要看到，一个或几个大国主宰世界命运的时代，应该已经一去不返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的作用不仅不可或缺，而且是不可替代的，“不是主角胜似主角”。欧洲的经历、欧洲的实践，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更难能可贵的是，欧洲人正在努力适应和认可这个新定位。

    已经持续了三年多的危机，再为这种“适应”和“认可”加入了新的注脚，或曰提供了新的理由。开端于欧盟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随后向欧洲银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向多经济领域蔓延。这场危机发生在全球强人时代结束、崇尚精英治国的大背景下；发生在欧洲以选举政治为中心的民主政治模式、以及高擎“福利”大旗的社会模式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发生在欧盟顶层精英设计与民众民主选举政治之间，矛盾逐渐突出、表现日趋激烈的时刻；发生在欧盟的结构性沉疴在身、积重难返、改革呼之欲出的关节点上。危机证明了欧洲结构性矛盾的深刻性，但危机也为下一步深层次的改革和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视角。从某种意义上说，三年多的危机中，欧盟在财政-金融一体化上取得的成绩，在没有危机的情况下，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

    很难证明说，危机在多大程度上削弱了欧洲。但肯定的是，危机也一定促使欧洲看清了自己的局限性。当然，待危机结束、凤凰重生那一天来临之时，欧洲也会对自己的优劣势、对自己的“能”与“不能”，有个更清醒的认识。

    调停者的地位，来源于实力但又不局限于实力；来源于善于谈判、沟通、宽容，长于妥协、折中、让步，但又不仅仅依靠这些手段；来源于将实力转化为影响力的灵活和智慧，但最终能否实现运其力、承其势，还要取决于其实力的相对消长以及此消彼长的速度。至少今天，有一点是欧洲人对自己的“调停者”地位冒出些许担心的理由：金融危机固然造成了切肤之痛，但长期内没有增长的经济，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腹大患！（何 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