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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际惯例，一般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收入分配高度平均，收入差距过小；0.2-0.3表示收入分配比较平均，收入差距比较小；0.3-0.4表示收入差距相对合理；0.4-0.5表示收入差距偏大；0.5以上为收入分配高度不平均，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0.6以上为收入分配两极分化，收入差距悬殊。
通常把0.4作为警戒线，并认为，当基尼系数在0.2-0.4之间，特别是在0.3-0.4之间时，收入差距是合理的。而当基尼系数在0.2以下，或在0.4以上时，收入差距是不合理的。
上述国际惯例是以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运行为背景，由西方学者研究居民收入差距所得出的经验判断。而我国现阶段的居民收入差距是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形成和拉大的，完全照搬西方的惯例并不合适。那么，在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究竟多大才合理？笔者认为，基尼系数在0.2—0.5之间，居民收入差距都是合理的。理由如下：
其一，当基尼系数小于0.2，即属于收入差距过小范围时，意味着收入分配过于平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1978年我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为0.16，这说明我国当时的收入差距过小，分配过于平均，这导致“干与不干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使生产要素所有者和投入者参与社会再生产的积极性受到了极大抑制，这是造成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发展缓慢甚至停滞不前、人民共同贫穷局面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现阶段，为了又好又快发展国民经济，让人们尽快富起来，就必须在社会再生产中充分激发各种要素的信心和热情，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这就要求在收入分配领域不能过于追求平均，应当正常拉开收入差距，使一部分人通过辛勤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因此，我国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应该在0.2以上。
其二，当基尼系数大于0.5，即属于收入差距过大范围时，意味着收入分配高度不平均。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06》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已经上升到0.47。若把实物收入调查的遗漏、人们“怕露富”的少报、非正常收入的隐瞒等因素造成收入统计资料不全，以及世界银行的调查主要记录劳动者收入等情况考虑进来，则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经超过0.5。过大的收入差距已经开始产生负面影响。
一是阻碍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目前高收入阶层已经明显表现出需求不足的现象。以工薪为主的中等收入阶层，衣食虽已不成问题，但目前没有能力完全实现住行消费。以农民和下岗职工为主的低收入阶层虽然消费倾向很强烈，但由于收入水平低而没有能力消费。这必然导致我国的消费需求总量不足，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以来我国消费率基本上低于60%，而且，从2000年起呈现逐年下降趋势。而世界银行同期资料显示，世界平均消费率在70%以上，有些年份接近80%，比我国消费率高20个百分点左右。消费需求总量不足将导致我国宏观经济失衡，从而阻碍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二是危及社会和谐与稳定。一般来讲，合理的收入差距能表示各阶层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为各阶层人们所能接受，从而使得社会保持稳定；过大的收入差距不能反映各阶层人们对社会贡献的大小，超出社会心理承受能力，会使人们产生不满情绪，累积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社会动荡。研究表明，收入差距与社会稳定之间具有很高的相关性。美国学者亨廷顿以30个国家收入不平等与政治动乱之间的关系为对象进行考察，得到的结果是：在18个国家中，税前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与死于政治冲突的人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34；在另外12个国家中，税后收入不平等与政治冲突之间的相关系数则高达0.36。胡鞍钢曾就“地区差距过大，可能带来的最大后果是什么”这个问题，对部分省地级领导干部作过专门的问卷调查，83.9%的被调查者认为将会导致社会不稳定，16.1%的被调查者认为可能会出现国家分裂。过大的收入差距不利于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不利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应该把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控制在0.5以内。
其三，不把0.4作为合理范围的终端，是因为效率追求的凸显必然带来基尼系数的增大。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往往存在两难抉择，要么放弃一定的效率来换取较多的公平，要么放弃一定的公平来寻求较高的效率。当一个国家面临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情况时，正确的抉择是放弃一定的公平来寻求较高的效率。只有效率提高了，才能更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才能更快地增加国民收入。也只有国民收入增加了，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全面小康目标，其中的小康不是低水平的，而是高水平的。要达到高水平的小康目标，就要以又好又快发展国民经济为前提。为了又好又快发展国民经济，仍然需要坚持“效率优先”，这在收入分配领域中势必会增大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因此，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超过0.4是难以避免的。但不能把基尼系数超过0.4视为“高枕无忧”，因为目前的收入差距拉大背后有着制度缺陷、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等不合理因素，这些因素所滋生的非正常收入极大地损害了公平。正因如此，我们党和政府对“效率与公平”的政策基调做出调整，由原来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升到现在的“兼顾效率与公平”，尤其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湖南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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