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作家的宿命就是要知道他或她来自何方，面对“超我之心”画一条线，然后跨过去。我们这个时代最深刻、最复杂的难题之一，就是我们之中许多人都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

    “全球化作家”相对而言是个新概念。比如，过去我们一直会说，某人是斯里兰卡作家，或者英国作家，或者加拿大作家，当然还有美国作家。最近几年，有一位名叫迈克尔·奥达吉的作家，生于斯里兰卡，在英格兰接受教育，身为加拿大公民，写了一本关于一位非洲黑人爵士乐音乐家的小说。此人与我们常说的“国际混合型”就很吻合。现在，我们越来越熟悉那种“多元化”民族性的感觉。我们此刻身处何方和曾经在哪儿生活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作家应该、也可以承受在几个国家积累的经验之重——就像你口袋里装着沉重的砖头，依然可以游到对岸。我们不会被那么多连字符号连起来的那个概念搞得如堕雾里云中。我们可以是爱尔兰—阿根廷人，或者法国—澳大利亚人。或者中国—巴拉圭人，甚至可以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一个“组合”。

    然而，如果你是欧洲人，问题就出来了。欧洲作家到底是什么样的？他或者她是否生活在可以从容不迫地游走其间的山山水水，或者一段世所公认的历史之中？会不会有一种可以称之为“欧洲的声音”的东西使得选编一本集子合情合理？除了结构上纷繁复杂，欧洲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

    谁都知道“欧洲”曾经是什么，但是对今日之欧洲，我们就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说到欧洲，人们自然而然就会想到伞，但这是一把即使不下雨，也要不可避免地拿着到处走的伞。我们有瑞典、土耳其、马其顿，有法国、德国、西班牙，有卢森堡、安道尔、梵蒂冈，还有加泰罗尼亚。有的欧洲组织，比如足球联合会，还囊括了哈萨克斯坦和以色列。我们还有爱尔兰、英格兰、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格鲁吉亚和俄罗斯：漫长的战争，短暂的回忆。

    让我们试着把所有这些国家都扔到工厂同一个认定“身份”的熔炉里。这看起来似乎不可能，但已然发生，而且在继续发生。“欧洲人”这个词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当然要继续下去。困难是——至少对于作家而言——要准确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时候结束。

    欧洲人身份认同的危机自然没有什么新鲜之处，无论编造的还是切切实实存在的。早在1904年，利奥波德·布卢姆，一位爱尔兰—匈牙利犹太人，坐在都柏林小不列颠大街巴尼·凯尔南的酒馆里，沉思默想，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民族是“同样的人生活在同一个地方”。后来，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也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他是在议会上说这番话的，有人认为他捣乱，朝他脑袋扔了个饼干盒子。他的观点是，民族是一种关系密切又四处飘零的群体。一个民族当然不可能没有文学。由此推理，一种文学也不可能没有民族的特性。最简单地说，文学总是有其根源的。

    围绕所谓民族的声音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一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文学意味着什么？作家以何种方式代表一个国家？写作是一种没有国界的活动，还是我们可以追溯到某个封闭之地的行为？国籍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一个“文件名”，加之于某位作家的头上，摆在书架上，给迷惑不解的“图书管理员”带来方便？

    也许“欧洲人”这个词恰恰因为其与生俱来的难以把握而作用愈大。由于难以准确定义，它就容纳了当代身份认定的不确定性。而身份拒绝以地域来限定。构成欧洲作家欧洲身份的因素之一是它的文学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他们的身份混杂在一起，不乏矛盾，很不完整，甚至前后对立。历史不停地演变，再演变。正在使用的语言多达四十种。将近八亿人口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有多少词汇就有多少欧洲人。现实超过了定义。无论是谁，倘若想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部伟大的欧洲小说”上来，都没有意义，至少现在没有。而整个世界似乎都期待“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不管这种期待对还是不对。也许因为，迄今为止，对于“欧洲人”到底意味什么还没有一个最终的结论。

    这个词的意思既可以扩展，又可以浓缩。它将自己吐出去的气又吸了回去。其结果是形成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有时候，欧洲将其“肺部”扩展开来，变成一块大陆。必要时，它又收缩回来，各自为政。“小”会拓殖为“大”，“大”也会反弹为“小”。所以贝克特是“欧洲的”，但也是爱尔兰的（他或许还是法国的）。丹尼洛·基斯是犹太人，又是塞尔维亚人，半个匈牙利人，曾经是南斯拉夫人，因而他是“欧洲的”。卡夫卡或许是他们之中最“欧洲”的作家。他的小说赖以生存的基础就是持续不断的变化。

    过去发生的事情确确实实萦绕在我们心头。在这块大陆年轻的艺术家眼里，正在进行着的对于身份认同的那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就是丰富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素材。柏林墙的倒塌无论作为现实，还是隐喻，都不是偶然事故。世界的即是地方的，我们可以用偷来的砖砌一堵墙。墙上的缝隙越来越大，有机会穿墙而过的光让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去阅读。

    （摘自《最佳欧洲小说（2011）·前言》，译林出版社2013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