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不仅是换个地方，更是换个活法

    在2987名全国人大代表中，有一个31人的特别群体备受关注。这就是来自基层的农民工代表。

    从上一届的3位到这一届的31位，农民工代表人数的增加彰显农民工在国家民主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他们代表中国2.6亿多兄弟姐妹发出自己的声音，他们将农民工的期盼和诉求融入发言、建议和议案中。他们的一个心声是：进城不仅是换个地方，更是换个活法。

我们是新工人，改变的机会比什么都重要

    康仁代表提出的建议之一是将现在的农民工称谓改为“新工人”。

    康仁是来自甘肃的全国人大代表，已经在甘肃建投的建筑工地上干了33年。他认为，改称“新工人”体现着对农民工的尊重，同时也能体现农民工的工作特征，“农民工进城后，身份已经发生了变化，成为城市工人的一部分。”

    不过，康仁清楚，一位进城的农民要真正转变为新工人，融入城市，离不开自身的刻苦学习与素质提升。“农民改变自己的命运关键是培训提升，而有针对性的培训提升需要各级政府为农民工提供机会。”

    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显示，在2.6亿农民工中，仅四分之一受过非农职业技能培训，超过六成只有初中以下文化水平，在许多行业并不具有竞争力。而每年又有1000万以上的新增农民工进城。

    上海德力西集团变压器制造公司党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周振波代表从普通打工者成长为全国优秀农民工，拿到了上海户口。谈及既往，他言真意切：“我要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全国的农民工朋友，党和政府对农民工非常重视，我们每位农民工，只要踏实肯干，勤奋刻苦，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改变的机会比什么都重要！”康仁说，培训提升农民工，是政府应尽的责任，也是农民工改变自身状况、体现自身价值的前提条件。

我们是新市民，期盼均等的公共服务

    作为全国环卫工人的唯一代表，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华大街道环卫所路段班长谢智波代表更希望社会了解农民工的难处。在他的调研中，农民工有三难。谢智波说：“第一，住房难。很多环卫工人都是自己租房，能够享受公租房的，还比较少。”现在谢智波一家4口挤在一间13平方米的房子里。“第二，入学难。”外来务工人员的子女绝大多数都留在老家，教育跟不上，也人为地割裂了两代人的情感联系。“三是保障难。”谢智波说，农民工感觉没有得到城市认可，不少人没有签劳动合同，五险一金也无从谈起。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超过五分之四的农民工不能享受双休日，半数农民工都认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生活参与度在下降。

    来自重庆建工集团的刘钟俊代表说，农民工融入城市，其实是双向的。一方面要农民工提高自己的素养，在生活方式、居民素质上成为一名市民，同时也需其所在的城市创造条件接纳农民工，让农民工有归属感。而归属感归根结底就是同在一座城市，应该享受平等的公共服务。他在调查中发现，农民工的权益经常受到侵犯，拖欠、克扣工资等时有发生，应该在权益保障上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

    周振波代表希望尽快解决农民工子女的读书问题，建立用工供求信息平台，加大对农民工家属的帮扶……

我们也会老去， 希望建立自己的养老保障金

    农民工最担心的是什么，康仁、刘钟俊等代表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是“养老”。如何养老，成为困扰农民工最大的心结。

    从18岁进城当农民工到如今已年过半百，康仁代表的养老问题已经迫在眉睫。同康仁一样，第一代农民工已经到了“卸甲归田”的年纪，尽管部分农民工在就业地加入了社会保障，但他们中很大比例没有养老保障，而回到农村，目前每月只有几十元的养老补贴。在无力耕种的情况下，养老成为第一难题。

    如何建立农民工的养老制度，刘群代表有自己的思考。

    刘群来自重庆市垫江县，这位昔日的农民工现在已是一家医药集团的老总。尽管身份发生变化，但他仍然关注着农民工问题，并做了大量调研。

    他建议，国家应对农民工设立可移动的劳动保障基金制度，并发放载有相关个人信息与身份证相同编码的劳动保障基金证，由农民工携带外出就业。用人单位招收农民工需为其缴纳与城市用工相同的劳动保障金。

    对于流动性农民工，刘群建议设立流动性劳动保障金制度，由用人单位或个人定期向劳动保障金账户缴纳保障基金。“现在缴费标准可以暂时不统一，但需要将这一制度建立起来。每个保障金账户只要缴够年限，就能按照不同的标准享受养老金。”（本报记者 李晓东 耿建扩 颜维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