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权力如何放、分、限

    2月28日，《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在党的十八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

    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第七次政府机构改革。与以往数轮改革相比，本次改革的核心更加鲜明：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

    “行政权力结构能否进一步优化，将成为影响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委员指出，“简单地说，就是要解决好行政权力如何放、分、限的问题。”

    放权 政府市场社会各司其职

    自2001年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启动至今，国务院已分6批共取消调整行政审批事项2497项，占原有总数的69.3%。

    “我看到了政府不断改革自身的决心和勇气，也看到了一个国家回应民众呼声的切实之举。”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委员表示，行政审批权力下放，仍将是今后政府转变职能的重要工作。

    “要素资源价格的形成，由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来完成，有利于价格体系释放出正确信号，引导资源向正确方向流动。”迟福林委员认为，政府在市场领域放权不够，还体现在要素资源价格形成机制不完善。“政府主导的价格形成机制，常常会造成资源的错配。”

    “在社会领域‘放权’，可以依托一些社会中介组织，这有利于社会管理创新。”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代表建议。

    “政府职能转变的最终体现，就是要让政府、市场、社会各具效率，各司其职，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迟福林委员指出。

    哪些应该“归政府”？周文彰委员认为有三个方面：“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分权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结构要优化

    来自湖南的农民工刘欣，与北京市民王皓同在一家企业工作，相同的职位，相似的收入，不同的是，刘欣与妻子租房住，孩子在湖南农村上学，由爷爷奶奶带，王皓与妻儿住在自己买的房子里，孩子在北京上学。

    为何会出现这种差异？迟福林委员解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了以经济总量为导向的中央地方关系，导致地方政府之间在经济总量扩张上相互追赶，重经济总量、轻公共服务的倾向比较突出。因此，大量农民工虽在城镇工作和生活，却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等同的公共服务。

    2011年，辽宁沈阳发现40吨毒豆芽，当沈阳市打假办会同公安、工商、质监、农委等部门，召开专题会议时，各部门均称“不归我管”。为什么会发生此类事件？“在行政权力结构安排中，有些应该集中配置的决策权却分散在不同部门，同一公共事务设置管理部门过多，容易造成‘九龙治水’现象，难以形成统一有效的决策。”迟福林委员指出。

    “行政部门的合与分，根本目的是要优化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的关系。”专家们一致认为，二中全会提出要建设“职能科学、结构优化”的服务型政府，这点到了政府职能转变的要害，未来的行政权力安排，就是要进一步优化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权力结构，使行政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三者之间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

    “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就是要推进行政权力的组合向更科学的方向转变。”辜胜阻代表说。

    限权 依法行政 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每天上班前戴上胸牌，已经成了江苏泗洪县临淮镇党委书记王克涛的习惯。“把自己的一言一行放在了阳光下，随时准备接受检验。”王克涛坦言。泗洪县还出台了处罚条例，不按规定佩戴胸牌者会受罚。

    类似的做法，正在全国各地涌现——广东试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和公示，网上实名举报贪官受到保护；北京市西城区日前公开“权力清单”，将政府一把手及各部门的职权曝晒在阳光下，接受公众监督……

    “亮身份”背后，是一个国家对政务公开的不懈追求。2011年，《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务服务的意见》出台，“三公”经费第一次出现在公众的视野中。时至今日，“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周文彰委员认为：“必须建立约束监督机制，用好的制度来约束权力，依法行政，否则就会导致权力滥用。”

    “对公权力的限制，是为了更好地运用权力，全心全意为百姓服务。当然，这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规范。”福州市委副书记、市长杨益民代表说。

    迟福林委员的结论言简意赅：“就是要把权力装进笼子里。”在他看来，这个笼子不仅指行政监督，依法行政，也包括社会监督，“仅靠权力监督权力是不够的，还要赋予社会上每一个人监督行政权力的渠道与权利。”

    （本报记者 张 雁 王斯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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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的简政放权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西方国家掀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普遍趋势是转变政府职能，放松管制，把市场机制引入公共管理领域。

    美国政府的行政改革主要围绕放松管制展开。完全取消了航空领域的管制，部分取消了汽车运输、天然气领域的管制，大量取消了铁路和电信领域的管制。放松管制，大大减少了政府干预的成本，也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20世纪后期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

    在欧洲，英国和意大利政府在与私人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投融资活动方面大多数是通过中介机构完成的。这些中介机构五花八门，包括各种商会、咨询公司和信托投资公司等。这从制度上遏制了政府部门项目审批人员直接的权力寻租。

    本报记者 罗旭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