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快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

    采访嘉宾：民建中央委员、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刘炳江委员

    今年两会，民建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我国大气污染治理的提案》。“惟有如此，才能降低PM2.5等大气污染物的浓度，满足人民群众呼吸新鲜空气的普遍愿望。”谈到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民建中央委员、环保部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司司长刘炳江委员坚定地表示。

    现实情况发生了变化

    记者：提出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是基于怎样一种考虑？

    刘炳江：我国的《大气污染防治法》是1989年制定并颁布实施的，2000年作了修订，它们对当前以细颗粒PM2.5、臭氧等为特征的区域性污染并没有涉及。自2000年以来，各种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也急剧增加，现行的《大气污染防治法》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参照国外的大气污染立法案例，有必要对《大气污染防治法》进行修订，从法律层面更加严格、具体地对工业、机动车辆、居民生活等污染物排放进行控制，提出防治措施。

    彻底照搬国外做法不现实

    记者：国外关于清洁空气的立法案例对于我国有何借鉴意义？

    刘炳江：世界上任何国家大气污染防治法律法规的技术路线都大同小异，只是执行力度不同。虽然国外的清洁空气法案对我国有很大参考意义，但我国是发展中国家，能源资源禀赋不同于其他国家，以煤为主的能源格局将会长期存在，因此彻底照搬国外的做法不现实。

    记者：我国修法面临的形势与国外有什么不同？

    刘炳江：我国的大气污染呈现出区域型、压缩型和复合型的特点。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200多年的工业化进程，对于大气污染的认识和防治是分阶段的——如前30年是二氧化硫污染，再过30年是氮氧化物污染，然后是PM2.5，他们有时间去研究如何有效应对。而在我国，经济产业迅猛发展，二氧化硫、光化学污染物、PM2.5等污染类型在短期内集中发生、叠加呈现。因此，在修法过程中，需要将以上问题统筹解决。例如，原有法律规定，地方政府对当地空气质量负责。如果他不负责怎么办？法律上没有相关说法。再如，区域的联防联控问题。区域内各城市的产业布局如何调整？这在法律上都应有所体现。

    “胡萝卜”和“大棒”都要用

    记者：您认为推动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面临哪些困难？如何解决？

    刘炳江：我估计，大家对一些问题一定会有争论，像产业布局调整问题、地方政府的问责问题等。但我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信心，因为毕竟这是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都息息相关的民生问题。治理空气污染，还要有一些环境经济政策，“胡萝卜”和“大棒”都要用。

    只要企业排放符合国家标准了，就应给予经济政策鼓励，建议参照现在实行比较好的脱硫脱硝电价做法，或者给合法企业以减免税收的政策。此外，在加强区域联防联控时，一些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否也可以写入法律固化下来？例如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等。

    （本报记者:张 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