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学术 倾情文化

    我同多家重要媒体记者有交往，但连续时间最长、阅读作品最多、受益最大者，当属光明日报记者庄建。

    庄建自上世纪80年代初“跑出版”起就同我有联系,从未中断过,至今已有三十余年了。

    2002年以前，我主要阅读庄建对出版界重要活动的报道，当时是了解信息，作为思考问题和研究工作的参照，后来则成为回顾过去可供查询的历史资料。比如1999年10月,江苏译林出版社为出版《播火者译丛》（瞿秋白、张闻天、沈雁冰、胡愈之从五四运动到三十年代的译文集）在京举行出版座谈会，庄建在《光明日报》发表《〈播火者译丛〉记录播火者足迹》的新闻报道，使读者能够及时了解这套书出版的相关情况及其重要意义；13年后，即2012年，我写回忆《胡愈之译文集》编校者戴文葆的文章，庄建的这篇新闻报道便成为我撰文所依据的历史资料。

    2009年以后至今，是庄建新闻写作取得重要成就的时期，也是庄建新闻写作的一个高峰期。这期间，庄建连续发表《有关“中国故事”的故事》和《“中国故事”的讲述者》两个长篇，讲述中国外文局的国际传播，讲述50年来外文局中外专家向世界介绍中国的历程与成就，产生强烈反响,可视为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佳作。2012年《学术著作出版：缘何“不差钱”却“差了学术”》和《蔡美彪：洗尽铅华呈本色》，以两个不同的实例，呼唤重视学术出版，倡导出版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以“那些书 那群人 那书店”书写三联书店八十年对文化自觉的坚守与创新;用另一篇《三联的分社元年》，预示着这家老店又在开辟新征程。

    读庄建这一时期的新闻作品，我强烈地感受到有思想内涵的深度，有文化底蕴的厚度，有写作技巧的高度。在当今出版界,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有所缺失的情势下,庄建发表这些思想内涵和文化底蕴紧密结合的佳作,对出版起着一种强魄健体、引领走向的作用。（原新闻出版署署长 宋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