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宋诗研究对治学的启示

    钱钟书先生被誉为中国20世纪的“文化昆仑”，他的学问海涵地负，莫究涯涘，有“钱学”之专称。钱先生治学强调“打通”古今中外、新旧雅俗，所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体现得最为充分。其中，宋诗研究丰富多彩，展示出“钱氏宋诗学”博通精思的特点。

    在诸多“钱学”著作中，《宋诗选注》和《宋诗纪事订补》为宋诗研究专著，集中展现了钱钟书先生关于宋诗研究的成就。而关于宋诗研究的思考，在他的其他许多著作中也都有所涉及，有的占据着突出乃至核心的地位。

    钱先生宋诗研究，秉承了他一贯的治学理念，散见于各类著述，却统摄于相同的学术理念，互相“打通”、印证生发，实际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钱氏宋诗学”，并同“钱学”的其他方面研究旁通连类，相互发明，在整个“钱学”研究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钱钟书先生宋诗研究博大精深、成就斐然，其博通精思的特点突出地体现在全方位、多层次地阐述宋诗学的重要命题，为宋诗研究在方法、材料、视角、观点上提供了范例与启示。他的宋诗研究，至少可归纳为六个层面：

    一是诗史脉络的建构。《宋诗选注》的81篇诗人小传，均注重从诗史源流的角度给诗人以评论与定位。《容安馆札记》所涉300余家宋代诗人，更是相互勾连，初具一部“宋诗全史”的规模，特别是所论南宋诸家，更是呈现出较为明晰的发展脉络。

    二是诗歌体派的认识。宋诗体派繁多，举其大者有西昆体、晚唐体、江湖体、江西诗派、四灵诗派等。钱先生在著述中，不但论述诗人个体与体派的关系，更关注“体”之特性与内涵，“派”之形成与影响，如其论“江湖体”的形成早于《江湖集》的刊刻，就是突出一例。

    三是诗人风格的评定。钱先生醉心于具体的文艺鉴赏，《容安馆札记》论及宋代诗人时，无不循其体例，先给予总评，再摘句分评。诗人无论大小，风格的优缺点均加以品藻，揭示源流，论定特色。这些断语来自钱先生直接的阅读感受，包涵了独特的审美意趣和诗学判断，具有无法替代的学术价值。

    四是诗法艺术的抉示。宋诗较之前代，积累了丰富的修辞经验，在技巧上更加讲究，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钱先生论宋诗，常常就其中的用字、造语、命意、属对、句法等，博引古今中西材料，连类比较，洞幽烛微，探寻艺术精髓，并总结、升华为带有普遍性的诗歌艺术论题。

    五是诗学生态的关照。宋代是一个在文学、艺术、哲学、史学各领域均达到极高造诣的时代，相互碰撞、渗透，形成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文化生态圈。宋诗在这种环境中新变代雄，与其他领域密切相关。钱先生论宋诗，就抓住了它与时文、绘画、理学、禅宗、方言等方面的关系，新意迭见。

    六是诗集文献的考订。当代学界，以一人之力全面考订宋诗资料者，钱先生可谓第一人。《宋诗选注》已有部分文献考订，《宋诗纪事订补》则为宋诗文献整理的代表，《钱钟书手稿集》中也随处可见对宋诗作者、篇章、字句的辨讹证伪、考订辑佚，许多可为定谳。

    以上种种，相互关联，彼此照应，涵盖了宋诗研究的方方面面，构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世界，充分展示出钱氏宋诗学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和广度。

    自“钱钟书与宋诗研究”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以来，我们较为细致地梳理、分析了钱先生的著作，除感叹于高山仰止的学术成就外，对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治学精神也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

    人们常常将钱先生的成就归功于天分，说他有“照相式记忆”，过目不忘。实际上，从《钱钟书手稿集》所反映的钱先生日常读书生活来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勤奋。从传统的目录学入手，由目录而读书，随读随抄，得出新解，是钱先生基本的治学方法。《中文笔记》第十七册有读《郑孝胥日记》笔记30多页，出版时间在1993年10月。而就在当年，钱先生动过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翌年又发现了膀胱癌，再次住院直至去世，这30多页笔记，正是在他重病期间完成的。可见，读书、抄书已不仅是他的治学方法，更是他的生活方式；学术研究不仅是他的“职业”，更是倾其一生的“志业”。这种精神决定了《钱钟书手稿集》成为一片远离喧嚣世界的精神家园，成为一部真正“不衫不履不头巾”、心灵充分舒展、人格相对独立的奇书。

    钱先生常自嘲为“钱文改公”，《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等著作都是不断增订改写而成，体现出他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我们在《钱钟书手稿集》中也发现，他评论同一个作家，总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有许多细致的差别，注重从不同层面解读对象本身的多元性。钱先生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唯一的结论，更没有最后的结论。例如对梅尧臣的评价，在《宋诗选注》中从艺术审美视域否定较多，在《容安馆札记》中则从诗史发展角度给予肯定，在《中文笔记》中又从唐宋诗歌艺术异同层面进行评论。钱先生的学术研究犹如“天童舍利，五色无定”，其多层性、多义性、互文性，不仅表现出他不断思考、务实创新的踏实学风，更体现出他对真知孜孜不倦的追求。

    钱先生的宋诗研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巨大成就，为我们继续在该领域里开拓前行提供了重要的文献积累和宝贵的方法论启示。同时，钱先生沉浸于文献资料之海洋，独立于众人所谓的“共识”之外，精心营造自己的学术空间的行止，他“潜心积虑以求精微，随事体察以验会通，优游涵养以致自得”的治学态度与治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作者分别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钱钟书与宋诗研究”负责人、复旦大学教授；课题组成员、复旦大学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