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

    钱钟书一再强调“文学良心”或“文德”，并将“真理之勇气”视为其核心内容。这一点被他有力地加以贯彻。其高山仰止的治学风范对于当下学术界，甚至整个社会来说，示范意义不言而喻。

    “求道为学，都须有‘德’”，“才、学、识，尚须有‘德’也”，“德”字被反复致意，钱钟书对文德的强调可见一斑。在他看来，这一范畴最核心的涵义，可以用黑格尔“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一语概之。具体来说，包含这样几层意思：有学术的雅量和宽容之心，以民主平等的态度对待与己相异的观点。“昭明太子、简文帝特赏陶潜，而刘勰、钟嵘谈艺，未尝异目相视”，前者文章路数和风格迥异，却能赏异量之美；后者观点、旨趣绝然不同，而不互相抨击指责，都称得上有良好“文德”；保持独立自主的精神风范，坚决捍卫真理的尊严，不阿世哗众，不曲学违心；捍卫真理，而不顽固保守，穷理尽事，逢怒不恤，改过勿惮，这更可“语于真理之勇、文章之德已”。这三点各有侧重，从不同方面彰显学术的真理性诉求。关于文德，钱钟书在早年的《谈中国诗》里说：“具有文学良心和鉴别力的人像严正的科学家。”这里的“文学良心”指的就是“文德”，《管锥编》中说：“章学诚之‘文德’……犹言‘文之德’，如今语之‘文学良心’、‘艺术贞操’。”将具有文德的人与严正的科学家相比，实际是强调文德的真理性诉求。

    然而，这种“德”不光表现在面对强大对立势力淫威而不为所惧的行为上，有时也反映在抵挡世俗人伦诱惑敢于说“不”的学术操守上。《谈艺录》举了一个袁枚选诗的反面例子。《随园诗话》滥于称引、不惜笔墨、选诗不慎，“极粪土之汙”，钱钟书认为，其原因不在其作者“目无智珠，不识好丑”，而在其“乞食作书，声气应求，利名扇盪，取舍标准，自不能高。重以念旧情深，爱才心切，欲发幽光，遂及哇响，讥其道广固可，称其心慈亦无不可。”在世俗名利的诱惑与人伦情感的纠葛下，袁枚没有能坚持自己的主张，做出独立选择，因而被后世诟病。归根结底，是他缺乏足够的学术良知和勇气，“苟达心而懦，则不违心而罔者几希”。

    钱钟书倡导“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纵观他展现出来的精神风范，正是对此的最佳注脚。

    上世纪30年代当其初涉学术圈时，他就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处于主流地位的种种学术现象，发表异议，如对白话文学主张的质疑，对进化论文学观的反驳，为复古论的辩护，对“血和泪”的社会学文艺观的批评，对学术权威周作人论著的指摘……不辨对象、不阿流俗、秉笔直言的行为，终其一生一以贯之。

    在学术态度上，钱钟书谦虚谨慎，“改过勿惮”，从善如流。《谈艺录》、《管锥编》出版之后，稍有讹脱遗漏，便不厌其烦，一再补订、修正，唯恐以讹传讹，并大量吸收他人所提意见和建议，力臻完美。有学者称其为“文正公”，他却自命为“文改公”。

    在学术方法上，他坚持自己的信念。如在西学体系盛行的时代，不跟风潮，不忘传统，坚持非体系的理论撰述和结构方式，“识小积多”，“褚小有怀”，“不耻支离”，不厌“豕苓桔梗”、“木屑竹头”，细心理懂，扫叶都尽，但求见人未见，谈言微中之精妙，不求高谈阔论、鸿篇巨构之恢弘，即便在白话简体字普及，文言繁体字时代一去不复返的当代社会，依然故我、特立独行，坚持用后者撰写学术著作。当然，这不一定就是坚持了真理，但就传统与创新的辩证性来看，其行为显然是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断裂传统行为的无声抗议，内在上有维护历史规律的雄心在，这同样是没有求真理之勇气难以为继的。

    在学术胸襟上，他不迷信，不固守，不势利，“全体大用”，“亦扫亦包”，不依傍一家之言，兼容异量之美，古今赅备，东西融通。钱钟书是一个善于采纳百家之言的人，但从来看不到他对哪家哪派，表现出无保留的推崇和接受，往往那些世所敬仰的大家，他要么基于特定的历史原因，避而不论或少谈，要么在阐释的同时也批评，前者如对马克思，后者如对黑格尔。他对中西各家各派几乎通晓，但很难说出，他主要信奉谁的主张。他在著作中一再强调，不开宗立派，以为“宗派则有窠臼”，所长辄成所蔽。这正是一种民主开放、广取并蓄的精神。

    在具体的评赏实践中，他不囿陈见，不断提出创造性见解。在上世纪50年代，他的《宋诗选注》独标“能文”的“六不选”标准。“于历世或并世所视为碌碌众伍之作者中，悟稀赏独，拔某家而出之……识英雄于风尘草泽之中，相骐骥于牝牡骊黄以外”。此种慧眼卓识，不也正是求真理的勇气之典型表现吗？

    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胸中时刻充盈着真理之勇气，钱钟书才能几十年如一日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心无旁骛、与世无争，孜孜不倦地潜心于学术事业，成就其文化建树。

    新世纪，学术界多少被急功近利、浮躁庸俗的气息渗透着，影响所及，暗流涌动，匪夷所思之病相屡见不鲜，如圈子批评、人情评审、版面收费、论文剽窃、文章代笔、学术贿赂、科研造假、门户之争……同时，学术的明星化、规模化、官僚化、市场化相生相伴，如影随形。文风、学风之恶令人痛心疾首。看看当前的学术现状，再重温钱钟书高山仰止的治学风范，其中的反差令人唏嘘。钱钟书树立了一座傲岸的学术丰碑，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克服当前弥漫于整个学术领域的浮躁、功利、庸俗和官僚化的学术研究风习，推动其净化、改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将显示出重要的精神价值。

    （作者单位：湖南工业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